来源：北京之春

    （李井泉）把天府之国搞成地狱之国，死这样多人！如果四川是个独立王国，那早就亡国了。

   ——引自1962年萧风调查报告《四川情况》

   四川省民政厅报的死人数字是四百万，公安部查的是八百万，我这里还有一个数字是一千多万，不知四川搞的什么鬼！

   ——1962年6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人称“天府之国”的四川，1958年大跃进时人口7，081万，是中国第一大省。这张图表是四川省从1954至1962年人口死亡率。我们可以看出，从1954年到1957年，全国的人口死亡率逐年下降，而四川省的人口死亡率却是逐年上升的。我们来看看原因是什么。

   1953年开始毛泽东发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说农民有不入社的自由，但实际上到处都在强迫农民入社。据四川江津地区十个县统计，入了社的农户仅有15%是自愿加入的。

   农业合作社叫做“初级合作社”，因为土地、农具可以入股，与社员的劳动一起参与分红。譬如四川井研县，“土地分配占60%，劳动日占40%.”按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凭藉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分享他人的劳动便是剥削。毛泽东又下令办“高级合作社”。所谓“高级”，就是取消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红，全部共产归合作社。很多初级社连一次土地分红都没兑现，就变成了“高级社”。四川江津地区从未分红的合作社占80%.地主富农早已在土地改革时被剥夺了，这一次剥夺的对象是中农。有的地方干脆将农民的土地证一律收走，农民从此就成了无产者。再以四川井研县为例，说是对耕畜、农具折价，分期付款，其实多数高级社根本没有付款。正如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所说：“农民所以支援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党领导他们取得土地。现在你轻轻地一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把他的土地弄没了。”“土地不分红，牲口折价低，等于借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把中农的财产挖一块肉补给贫农”，“等于贫农又和中农平分了一次土地”。“把土地不分红当做一个普遍政策……是不行的。”但是，他说了不算。在毛泽东的强制推行下，农民仅有的一点财产被“共”掉了。

   不过，办“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至多造成减产，并不会直接导致农民饿死。死亡率的增加是由于中共从1953年办初级合作社时开始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这类似苏共“余粮征集制”，粮、油、棉、麻等主要农产品的购销，全部由国家垄断。除了政府规定的“留粮”（含口粮、饲料粮、种子粮等）外，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经销。按毛泽东的说法，“统购统销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统购统销，就是把六亿人口的饭都管起来。”

   每年“统购”的数字是在中南海决定的。地里粮食还没长出来时，收购指标就已分配到各省各县，成为“国家任务”了。明明是强制收购，却又冠之以“卖余粮”。至于有没有余粮，农民自己说了不算，因为“留粮”该是多少，也是党决定的。就这样，仅用一个数字，就“把六亿人口的饭都管起来”了。

   自执政起，中共就开始实行剥削农民以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的方针。1950年10月，因介入朝鲜战争财政吃紧。在11月15日的中央财委会议上，陈云曾说∶“请农民帮忙。现在还不能向工人求援，亦不能向资产阶级找出路，公务人员亦没有什么油水……还是多剥削农民。”（1962年，邓小平曾承认“”过去剥削农民多了。“）

   农民粮食不够吃，来年青黄不接时国家再将粮食调拨一些回来，谓之“返销”、“先征后销”。这“先征后销”，往返运输的浪费且不说，当干部不得不向上伸手要返销粮时，往往已经饿死了人。

   农民反抗，当局便以“反对统购统销”的罪名加以镇压。许多农民因而被逮捕。譬如四川灌县（今天叫都江堰市），在1955年八月开展了一个“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被镇压的并不是传统的“国民党”、“地主、富农”，而是所谓“破坏统购统销、破坏农业合作化的反革命份子。”大量的是理应拥护共产党的贫农、下中农。

   “征购”任务重——虚报产量─超额征购——“返销”太迟或太少——农民饿死。在1958年之前，这现象已经出现，祇不过规模没1958-1961年那么大而已。

   1953年11月，崇庆县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全县统购任务本为1，400万公斤，可是干部召集农户开会，宣布摊派额。谁抱怨数额太多，当场捆起。由于层层加码，实际征购了1，864万公斤。到了1954年农民缺粮，要求政府“统销”时，政府却不见了。本来最肥富的温江、郫县、崇庆发生骚乱，农民到集镇抢购食物、哄抢集市的食物。这时，政府出来镇压了，逮捕、枪决了共116名“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份子”。与此同时，“统销粮”也增加了一些，但远远不够。在6月中至7月底的一个半月内，仅崇庆县羊马乡白庙村一个村庄里就饿死了18人，均为15岁以下的孩子及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78户贫农死亡5人，55户中农死亡8人，14户地主死亡5人。

   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就是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的1954年开始的。

   四川是反右运动的重灾区。1957年反右运动，不仅有60万左右的“右派份子”，还有“中右份子”。就全国而言，“中右”的总数大约为右派数字的四分之三。而四川不仅抓了5万余右派，还有6万多“中右份子”，比右派数量还多。

   由于毛泽东指示“对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在工人农民中基本上没有抓右派，抓的是“反社会主义份子”。

   四川“在运动中戴上反社会主义份子帽子的，全省约有40万人。”

   工人、农民怎么会“反社会主义”？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鸣放多就事论是，也不涉及社会主义，也无关共产党的政权，且看两个例子：灌县有1400多农民及基层干部被指为“反社会主义份子”，罪名是“否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挑拨工农关系。”荣昌县，1956年县委书记强行推广种植双季稻，致使6万亩稻田颗粒无收，鸣放中许多农民及基层部抨击县委瞎指挥。但是，县委说这是“放毒”，将其中五千八百多人打成了“反社会主义份子”，其中47人还逮捕判了刑。

   西充县337名“反社会主义份子”中，工人和营业员祇占27名，另外310人是农民。仅二十几万人的什邡县，抓了121名右派后，在工人、农民、城镇居民中抓了978名“反社会主义份子”。灌县的“反社会主义份子”是右派数的7倍，什仿县是8倍，双流县是9倍。

   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份子”祇比右派少一个“反党”，据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说，反社会主义份子也按敌人处理。

   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份子，譬如四川郫县唐昌镇另有创造，在居民中揪出了31个“烂言份子”。

   还有大量的没名目的份子。正如廖盖隆所说：“一些在农村里头划的反社会主义份子呀，什么等等，或者没有名称的，那就更多了，恐怕总有几百万人。那些没有统计的不算。”

   广东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罗翼群曾批评中共的农业政策，说过“农民在饿死的边缘”。1957年7月，毛泽东在部署深挖右派的青岛会议上曾提到他：“我们要讲右派怎样进攻，我们怎样捉住了一批右派，如广东罗翼群。”广东省委精心安排罗翼群下乡“视察”，实则一路组织斗争会，说生活如何幸福，“农民在饿死的边缘”如何荒谬。然而，不到两年，全国农民就从“饿死的边缘”落进了“饿死的深渊”。这时，“大右派”罗翼群再也没人提了。

   在1957年以前，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还祇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批判未打击工人农民。将“阶级斗争”在全民、包括工人农民中铺开，是自反右运动开始的。把几十万工人、农民打成“反社会主义份子”，将成百万农民打成有名目、没有名目的各类“份子”，是1957年底到1958年中的事。中国农民从未见过这种规模的政治镇压。反右斗争不仅使知识份子噤若寒蝉，也使工人农民心惊胆颤。所以1958年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时，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一样不敢说话。毛泽东一说要“全民炼钢”，无人敢说三道四。

   由于公安部把拘捕权下放给生产大队，生产大队的干部就有权随意抓人拘留。祇要大队干部认为你对大跃进态度“消极”，就可以把你抓去劳改。无半点人身自由的农民小心翼翼，管住自己的嘴巴，连家中的铁锅被砸了去“炼钢”都不敢吭一声。

   当年被毛泽东点名而成为“右派份子”的四川诗人流沙河说：“如果1957年不搞这个反右斗争，第二年的大跃进的胡乱搞绝对搞不下去，上千万人就不会饿死了。若敢那样搞，就会有很多知识份子出来说那样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样整了，爱叫的鸡公都杀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泽东要怎样搞大跃进，没得人敢出来说了。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不幸。”

   四川是大跃进运动的发源地。

   1958年3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成都，住进西郊的金牛坝招待所。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一个为时近20天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会议期间的3月16日，毛泽东参观了位于金牛坝以西几公里的郫县红光合作社。红光社就成了大跃进运动的样板。7月底，早稻收割时，经过一翻手脚，红光社放出了一颗亩产3，752斤的卫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傍，这是毛主席走过的地方，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8月5日夜晚，郫县20多万人手持灯笼火把，到县城庆祝丰收。接着，红光社再开红花，“创造了在一块3.07亩土地上，平均亩产10，681斤的高产卫星”。

   8月间，郫县犀浦乡将30多亩中稻“移栽”到一亩田里，宣布亩产2.76万公斤。9月12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郫县友爱乡第九社亩产干谷8.25万斤”的大新闻！

   当时，“移栽”是创高产卫星的合法途径。《四川日报》报导的荥经县亩产5，985公斤的卫星，“是公社组织劳动力以三昼夜时间，将24.5亩187块水田的乳熟期水稻移并而成。”渠县县委搞了个“亩产万斤示范田”，将24亩眼看要抽穗的稻子移到一亩田里。可惜密不透风，稻穗全部挤死，颗粒无收。

   为了创造亩产万斤田，需要肥料。那时没有化肥厂，祇好来土的。

   四川农民多住茅屋。仁寿县委要求水稻每亩施肥20万斤、亩产万斤粮，公社干部祇好打农民茅屋的主意，说是打墻泥作肥料。全县拆毁了大批民房。灌县县委要求每户积肥15万斤，有的地方完不成任务，干脆就烧房子积肥。

   犍为县拆了18700多间民房。资中县有几百户农民，房子被拆后不得不住到山洞里。过了30年，他们仍然蜗居在潮湿的山洞里，手脚的关节都变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