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封疆大吏竟不懂何为“解放思想” /李悔之

张春贤书记讲的比较具体些，他提出了诸如“还权于民”、“敢于打破既得利益”、“要通过发扬民主，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等令人耳目一新的口号。尤其对“还权于民”的思路作了较详细的诠释——“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 “要重视还权于民，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高人民群众参政的积极性；深化政务、厂务、校务、村务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然而，从张春贤提出的“思想解放”思路和欲实行的举措来看，同样很难说这是“思想解放”——虽然，张春贤书记所提出的“还权于民”的口号听来很有新意，但从“还权于民”的内容来看，将这些事情做好，并非“解放思想”的范畴，因为“深化政务、厂务、校务、村务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其实在江泽民时代当局就早己提出。只是湖南自己或没有将它们落实好，或者根本就没有落实而已（又岂止是湖南一地没有做好？）。而将过去没有做好的工作重新落实，这能叫“解放思想”吗？

而张春贤书记认为“敢于打破既得利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之所需，就是解放思想。”的结论，不但有讲过头话之嫌，在逻辑上更有牵强附会之嫌——“敢于打破既得利益”这句话诚然很有力度，很得人心，但是，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下，纵然张春贤书记有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之才识魄力，也极难做到！而“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之所需”，这是每一位普通中共党员都早己熟悉不过的口号。也是人民对执政者的最起码的要求。而非“解放思想”的范畴——就如一位公民不能把“尊纪守法”当作是自己的份外事一样。

那么，究竟什么叫“解放思想”？对此，当前有诸多说法。有人说：是打破过去旧的框框、限制和规定，按照社会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认识面临的问题；有人说，是打破、解除原有的思想禁锢，转变认识，创新出新的认识，接受新的认识的过程；有人说，是打破现存的定律和思想，放开被束缚的手脚和思想，迎接新的事物和新的环境。窃以为，这些解释其实都是非常片面、肤浅的。笔者认为，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冲破过去的旧的意识形态禁区，将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就是破除旧的僵化的思维模式,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和禁锢着人们思维创新理念、制约着生产力发展的传统观念和条条框框。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提倡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

而十七、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这次以思想启蒙为主的思想解放运动，矛头直接指向“黑暗的中世纪”。把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

而对中国而言，一九一一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影响深远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这股追求民主、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因此,五四运动当之无愧地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个伟大的里程碑和伟大的转折点

诚然，一九七八年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亦可以说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正因为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否定“两个凡是”、进一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国人逐渐从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迷信中走出来。

而邓小平一九九二年以南巡为契机而进行的“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打破了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理论禁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解决了“姓资姓社”的困扰，使人们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使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所以，这次邓小平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主宰下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正面意义是巨大的。虽然，这种“说你姓社就姓社”的实用主义至上“思想解放”运动（将社会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捆绑在一起，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但在逻辑上却有严重的牵强附会之嫌），给理论界和国人的思维方式所带来困扰和后遗症是令人担忧的——它分裂了理性主义，导致实用主义虚无主义泛滥成灾。

所以，如果不敢大胆冲破过去的旧的意识形态禁区，不敢大胆打破除旧的僵化的思维模式，不敢打胆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和禁锢着人们思维创新理念、制约着生产力发展的传统观念和条条框框，解放思想就只会变成一句空话。然而，在“普世价值”都成为陈奎元院长眼中怪物的政治生态下，要张春贤书记一类的大员“大胆冲突冲破过去旧的意识形态禁区”，诚然有强人之难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