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举凡有群体事件发生，总是习惯地将事件定性为“这是极少部分人在背后煽动或挑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矛头对准政府和公安干警的突发性群体事件”，并表示要严查和严打这“极少数坏人”。并形成了一种“枪打出头鸟”的思维定势。这次重庆发生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后，重庆市政府发言人称“重庆市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调查操纵出租车罢工的人员”，就是这种思维定势的典型反映。

   群体事件发生后不首先检讨自己，而是首先“枪打出头鸟”的作法，是官本位意识浓厚、官民关系本末倒置思维的典型表现——其实，中国人是当今世上最驯服，最懦弱，最胆怯的群体，除非万不得已——有屈无处申，有冤无处鸣，人们是不会起来闹事的；不到“逼上梁山”的地步，民众是不会起来反抗的。远的不说，就近年来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合川事件、四川广安事件、安徽池州事件、浙江戴海静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等等特大群体事件而言，基本上都是由民间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引发，并迅速转化、升级为群体暴力事件。本来，这些事件起因都很小，然而由于相关部门反应迟钝，各方互相推诿，当事官员冷漠生硬、麻木不仁，甚至态度恶劣，盛气临人，最终导致事态升级爆发。例如去年发生的四川大竹县“117”事件，起初仅仅是一个宾馆女服务员不明死亡的刑事案件。在事件酝酿、升级长达10多天的时间内，有关部门反应迟钝，漠然视之，最终使“小火酿大灾”。

   而举世震惊的贵州瓮安事件，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因为“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当地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其实明眼人一望便知，咱们的石宗源书记对属下的责任还是有些轻描淡写的！

   从以上情况分析中可以看出：群体事件的最终暴发，最主要的责任一方是相关的政府部门。正是这些官员的冷漠生硬、麻木不仁，或“不作为、不到位”，甚至态度恶劣，盛气临人，最终令小事酿成大祸。

   试想：在有屈无处申，有冤无处鸣的情况下，在游行示威不许，罢工、罢课又违法的情况下，在相关政府官员互相推诿、冷漠生硬、麻木不仁、态度恶劣、盛气临人，不作为，不到位的情况下，群体事件必然在所难免。而发生群事件必然就有领头人。然而，每当事件发生后，总是首先“枪打出头鸟”，而不是首先追究相关失职、失责官员的责任，这公平么？

   所以，当今凡有群体事件发生，总是“全力追查极少数坏人”的“枪打出头鸟”的惯性思维，是一种严重推诿责任、问责不明的恶劣官僚作风——因为政府问责的“枪”这时要打的，并不是带领群众起而闹事的“出头鸟”，而是要先打那些本应出头而不出头的“鸟”——互相推诿、冷漠生硬、麻木不仁、态度恶劣、盛气临人，并“不作为、不到位”的相关政府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