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党的十七大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十七大之后，我先后多次致信两位领袖恳请两位领袖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内切实解决两类问题，一个是彻底解决中国人民的苦难问题，另一个是努力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问题。

   长期以来，我所关注并在法律、道义方面帮助解决的中国人民的苦难问题有“中石油中石化59万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职工问题”、“中国工商银行13.8万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职工问题”、“370万复转军人的社会安置问题”、“4000万经租房业主及其后代的维权问题”、“中国建设银行11万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职工问题”，此外，还有更多的人民疾苦问题，容我以后再表。

   多年来，我充分思考了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后我得出结论，这些问题在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其他“民主党”参政议政的政党模式下，是根本无法得到解决的。

   1992年至1994年，我在南京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在担任办公室秘书和《改革与开放》杂志社编辑的同时，我考察了国企改制、科教文改制、医改、金融改制、社管改制等等实际改革事业，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如果这些改革在十年、二十年后，人民富裕安康，社会公平公正，那么我们的经济体制就是成功的。如果，十年、二十年后，人民苦难、贫富不公、两级分化，那么就可以断定我们的改革是失败的。

   1994年，我离开南京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去南京中级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刑事审判庭工作。1999年，我离开法院，去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2000年，我去云南参加中国博士后“西部论坛”的研讨工作。2001年，留南京师范大学任教，担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虽然，我是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后，但是我在硕士阶段是社会学专业，1996年被授予法学硕士学位。所以，长期以来我的学术的出发点和归宿，一直都是社会生活和人民疾苦。法律是我帮助人民的武器。

   2001年，我做完博士后研究以后，重返社会进行各类调查，发现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人民苦难、贫富不公、两级分化严重。从02年起，我开始帮助苦难人群，没想到这种分化情况越来越严重，苦难行业、贫困人群越来越多。

   现在，我断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了。

   下面我想就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向两位领袖作一个简短的汇报：

   一、全国的维权访民为什么会选择两会和奥运期间进京上访

   二、中国建设银行一次性买断11余万职工工龄是违法行为

   三、中国建设银行在“一次性买断工龄”中的罪恶行径

   四、中国建设银行11万被“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们的苦难

   五、中国的法律机构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禁止建行职工依法起诉

   每天，无数等待我帮助的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军转干部、经租房业主，拿着他们的诉状冤屈地对我说，“郭教授，您说根据法律我们可以起诉，但是你看，法院根本不受理！”

   看着他们手里的一份份“人民”法院的“不予受理裁定书”，我不禁仰天长叹！

   五年来，我常哀叹中国法律根本无法帮助我正在帮助的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和中国法律之间，有一条鸿沟，那就是蔑视人民疾苦的政策。这让我感到无限的痛苦。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祖国吗？这就是先辈们浴血奋战换来的中国吗？

   这就是我爷爷、我外公、我家多人为民捐躯、为国捐躯、为党捐躯，换来的中国吗？

   年前，一个河南省工商银行的买断工龄姐妹带着孩子来南京看我，她的女儿和我儿子同岁，才上小学一年级。我请她们在我家楼下的“口外羊”吃火锅。她女儿对我儿子说：“小哥哥，我们家几个星期都没吃肉了。”孩子的妈妈眼里盈着泪、一脸的难堪，然后，又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对女儿说：“少吃肉减肥呀，小哥哥的爸爸会帮我们讨个公道的，我们明年就有肉吃了。”

   那天我真的一口饭都吃不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脸说是具有“社会主义优越性”？

   那么，到底这个社会让谁优越了？我环顾四周，汽车洋房、夜夜笙歌、煮肉蒸馍、鞭炮焰火，而我长期服务的维权群体，缺衣少食、满面愁容、水深火热、怨声载道。

   同样是人，生活在同样的天空下，为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呢？

   这样的贫富悬殊、这样的两级分化，一切的愤怒和抗争都是完全有理的！

   在帮助穷苦人民的过程中，面对两个阶级的激烈冲突，想到我家族里许多为人民打天下而捐躯的先辈，我只能说：中国共产党，你们变质了！你们早已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了，你们再也不是那个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了，你们现在完全沦为了特权阶级的代言人了。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用这首诗来描述我服务的苦难人民的心情是再准确不过的了。

   蒋经国先生去世前几天对身边的人说：“我们执政党千万不要对不起工农！”。中国国民党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到了21世纪却还在时刻发生这样大量虐民的恶性事件。

   欧美劳工，在民主体制下，虽仍为弱势群体，但却拥有最多的选票，因此当政者不得不忌惮，在涉及民众利益的决策方面必须与民众商讨，力求达成共识。

   最可怜的是我们中国人民，独裁体制下，我们没有选票，没有说话的地方，没有可以争取到权利的独立司法机关。政府、乃至法律机构，都被专制特权利益者抢夺操纵。

   21世纪的中国，这样的状态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国建设银行于2003年以来实行减员增效的非法改制，一次性非法裁员达11万之众。非法买断职工工龄，非法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合同关系，导致11万建行职工和数十万家属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人神共愤！

   在汇报这个特大虐民事件之前，我想先谈谈08年的两个大事，一是本月召开的两会，一是将于八月举办的“奥运”。

   关于两会，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两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的作用到底可能会有多大：

   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孙文广教授参加区人大代表竞选的遭遇。

   孙文广先生是山东大学的教授，著名的民主人士，已经73岁了，但是一直重于以行动来推进的民主化进程。2007年11月，孙先生打破了山东大学的死气沉沉的“选举”气氛。他用行动对选民只能在名单上划圈这种现状的进行了宣战、示威和反抗。

   孙先生说：“如果说农村基层都可以实行乡、镇、县级人大基层民主直接选举的话，那么，山东大学这样一个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点大学就更能实行基层人大民主的直接选举。山东大学，一所号称百年历史、学科齐全、学术实力雄厚、集各类大学教授、博士生、大学生共3万优秀人才的综合性大学，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国家级的高水平大学之一就更应当够条件实行基层民主直接选举。然而，在这样的大学，人的文化素质之高，现代人文精神之强，山大仍然要强行禁止民主选举制度在这里通行。这怎么能行？”

   于是，孙先生开始了他的选举之路。他以独立候选人参加山东省济南市历山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孙先生在学校贴了许多选举海报，但是孙先生白天贴出晚上就被共产党撕掉。孙先生就反复贴，共产党就反复撕。孙先生还在山东大学新校区食堂摆展板，发表竞选演讲，散发竞选资料。中国共产党十分恐慌，每日深夜撕下孙先生的竞选海报，还明令不许山东大学学生阅读孙文广教授的竞选传单，不许听孙文广教授的竞选演讲。最可耻和罪恶的是，共产党还在学生投票时，不许大学生投孙文广的票，激起了山东大学师生的愤慨。

   共产党还派出便衣特务阻止孙教授在校园内发表竞选演讲，被山东大学师生呵斥得屁滚尿流地溜走了。最后，由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原因，孙教授落选了。

   看了孙教授的竞选遭遇，我有理由怀疑那些被钦定当选的人大代表是否敢于为人民的利益而奋力抗争。

   第二个例子是我的本家广州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先生的故事。

   2008年2月17日，在广州政协小组讨论中，一位委员在介绍了今年南方雪灾广州火车站的情况之后，郭锡龄先生说：“这一次有两个部门要批评，一个是气象部门，之前完全没有预计到天气的严重性。不过更严重的是铁道部！”郭锡龄紧接着列举了铁道部一系列问题，并说道，“铁道部的人要撤职！”。

   不料，2天之后（19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大谈“春运”期间广州地区疏运工作如何出色，并针对郭锡龄对铁道部的批评，“感到惊讶，难以理解”，最后，王勇平还拿出中共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的话来给郭锡龄先生定性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执政、民主党参政议政”。广州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先生对铁道部的批评完全属于共产党钦定的“议政”行为，却遭到如此不堪的批判，我也有理由怀疑政协会议上政协代表是否有权利为人民的利益多说几句话呢？

   我本以为，今年的一号提案是民生问题，不料，今天看到《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税收政策》已经被确定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一号提案”，不禁唏嘘不已。这个政协一号提案完全是为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服务的。该提案认为，资本市场的税收政策应以合理投资为导向，倡导长期投资、抑制短期投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扶持中介机构健康发展为政策取向，建立起多层次、多环节、协调征管、体现公平的资本市场税制。

   但是广大人民的生活和就业安置问题才应该是永远的“一号提案”。

   我很难指望这样的两会会为人民幸福做出什么实际的工作出来。

   虽然，两会代表为人民的利益抗争的可能性无法乐观，但是全国各地的维权访民并不知情。数以千万计的维权访民，都渴望能把自己的冤情、委屈递交给两会代表。于是他们一次次地进京，一次次地被遣送回来。但是他们依旧认为他们的情况一定能通过进京上访得到解决。事实上，如果我帮助维权的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愿意解决的话，我相信两位领袖一定早已解决了，根本不会让人民走到“上访”这个非法制时代才有的最后的法律救济程序。

   现在，之所以他们永不放弃地走在上访之路上，其根本原因有两个，第一、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第二、地方政府和法院不公正处理和审理他们的要求。

   于是，他们只能到北京。他们宁愿被北京的警察殴打，他们也要上访。

   法制时代了，应该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