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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才具和苦难——周策纵先生逝世周年祭
来源：多维
旅美中国学者兼诗人周策纵（字幼琴）教授，二○○七年五月七日下午六时于加州伯克利市阿巴尼镇寓所去世，享年九十一岁。三月间我与内人曾去拜望，他已经处于弥留状态，周夫人吴南华博士告诉我，先生的脑部功能已经不可能恢复。六月去洛杉矶参加“反右五十年讨论会”的时候，听蒙特利公园常青书店主事的女士说，策纵先生已经于一个月前去世。我无幸是他的学生，但在他失忆前的最后岁月，有幸成为他的一个忘年的知心朋友，他的去世引起我极大的哀伤。
学者周策纵。
二○○二年六月一日，我去纽约参加司马璐先生召集，周策纵先生主讲的‘胡适讨论会’，那天我随手带了一册《胡适杂忆》，策纵先生会间休息时下席来坐在我的身边，见到这本《杂忆》就翻了起来，他侧身对我说：“序是我写的，这次出大陆版，唐德刚分了几十元稿费给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书。‘我平时读书是翻到哪里读到哪里，根本就不读序，于是觉得非常尴尬，会间赶紧读了这篇序文，竟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就这样，我认识了周策纵先生。
策纵先生是德刚先生的挚友，第二天我随司马、策纵等先生往访唐府，唐先生四月间中风脑部受损，起头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开门时竟问策纵先生：“你找哪一位？‘然而入座后就记忆恢复，妙语风生了，唐夫人吴昭文女士很高兴，说交谈有助病人康复。策纵先生从进门始，就谦谦地坐在一旁，面带欣赏的微笑，不时还被德刚先生的连篇趣言逗得扑哧喷笑，两个老朋友就象一对濡沫的兄弟。
那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我准备在台湾出一个繁体本，本想请唐先生作一篇序，但见到唐先生的状况，就没有启口，回来的路上把书稿给了策纵先生，他在车上就读了起来……这一读，勾起了他的许多想法，耗去四个月时间把‘原族——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序’作就，发表在北京《读书》和台湾《历史月刊》上。我认识他以后的两年中，他寄给我许多诗作和论文，还经常与我通电话，但不久后他的记忆开始衰退，而且病情发展得很快。因此‘原族’就成了他最后一篇有影响的学术文字。
一九一六年一月七日，策纵先生出生于湖南祁阳竹山湾的一个士绅家庭，乃父周鹏翥早年留学日本，后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时入幕讨袁军，失败后逃亡日本，后来回乡主持达孝中学（今祁东一中），诗文名重三湘。策纵先生说他的父亲对甲骨文很有研究，甲骨文是十九、二十世纪相交时代的考古新发现，只有那些旧学深厚，而思想新锐的人物才对其有关注、有建树。
陶铸也是祁阳人，少年时在家乡当过小学教员，策纵先生说陶铸与他父亲熟识。陶铸为人很坦白真诚，在中共党内地位很高，长期主持中南五省的工作，而且与毛泽东的关系特别好。可是他的父执辈朋友周鹏翥，却在一九五二年被祁阳地方从广西桂林抓回老家，由乡间的土改积极分子决定‘就地正法’，一个辛亥老人就这样被‘无绅不劣’的意识形态草菅了；而陶铸本人也因为得罪了江青，在不到二十年后的‘文革’年间，从政治的巅峰上坠落而死。中国的精英和志士，就这样一茬一茬地被剿灭或自噬了。
策纵先生和小他五岁的弟弟策横，都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那是一所为国民政府培养党务和行政人才的学府，课程设置与大学文科一样，教授阵营也非常杰出，因此也叫‘政大’。政大学生在校不愁衣食，毕业不愁失业，因此也为窘困而优秀的流亡学生趋鹜。马英九的父亲马鹤龄是低策纵先生一班的同学，又是湖南同乡，因此非常要好，马英九结婚时还给他发了请柬。要是策纵先生活到今年的话，马英九当选台湾中华民国总统一定会令他很高兴。
策纵先生一九四二年从政大行政系毕业后的几年，现在外间的说法是：“曾先后主编《新认识月刊》、《市政月刊》、《新批评》等刊物，并一度供职于重庆市政府。一九四五年始，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秘书），与陈布雷、陶希圣、徐复观等闻人共事。蒋介石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周策纵的手笔，如台湾”二？？二八“事变后的《告台湾同胞书》就是由周所执笔的。‘（见《百度》或《维基百科》）
然而，策纵先生告诉我，一次军委会上蒋介石点名林彪分析国际形势，他也在场，林彪的发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查林彪是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是年十月至次年三月在重庆与周恩来合作从事统战，并蒙蒋介石多次召见（见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出版）。可见一九四五年前策纵先生名义上是在重庆市府供职，实际参与中枢工作。而《新认识》是政大校刊，《市政月刊》是重庆市府的门面，主编刊物只是他的兼职而已。
策纵先生曾经赠我一册《周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内中有古今中外周姓名人如周瑜、周恩来、鲁迅、韩素音（原姓周），及至周策纵的小传，在他‘一九四八年初赴美……’一段文字前面，他在页边插叙‘删去我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为蒋介石工作的三年’。那就是陈果夫、陈布雷荐他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的事情。他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正式名义，是从一九四五年开始的。
周策纵55万字的英文专著《五四运动》（一译《五四运动史》）一书，是研究“五四运动”的权威著作，在中国大陆有多种中文译本，这是其中一种。
策纵先生告诉我，那时他还是单身，就住在总统府里为蒋介石起草文稿，他说蒋介石生活很简朴严谨，但为人又比较固执，还说蒋的旧学功底也还不错，对王阳明的那套知行学说搞得很清楚。宋美龄的作风很美国派，对下属客气随和，没有专制的作风，但生活却很奢侈，胜利前后人民生活困苦，她还用牛奶喂狗，因此他非常看不惯。
德刚先生告诉我，蒋介石宋美龄都很喜欢周策纵，但周策纵却不喜欢他们，而且对自己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经历，不以为荣，反以为耻。有一次，策纵先生无意中与我谈到台湾的一家‘三民书店’，他说‘我原以为那是一家国民党办的出版社，因此什么书都不找它出，后来才知道它是专注学术的，实在是很大的误会’。从这个小小的‘误会’中，可以看出他后来与国民党已经很生疏隔膜了。
南华女士说策纵先生在侍从室工作期间，曾经写了若干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建言，而腐败和内战形势争相愈下，蒋介石也不可能对他的建议有积极反应，于是他对国民党的前途非常失望，乃至决心辞职到美国来留学，鹏翥先生在家乡变卖了田产，分予纵横兄弟各黄金四条，自是希望他们统统远走，策横先生将自己的一份让给了手足。临行前策纵先生去陈布雷处道别，陈对他说了一些很悲观的话，希望他能留下来做一些挽救工作，而陈布雷自己也于同年十一月以死了断了自己对党国和领袖的忠诚。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是中国命运决战的时期，也是策纵先生最接近中国权力中心的时候，他对人说：“我跟蒋先生做秘书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我就在场。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物，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他还说：“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派系如何纷争，党派何等瘫痪（我指的不只一个时代、一个政党），我如果继续工作下去，对国事决不会有太大的补救，自己的个性，也与官场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因此，”知迷途之未远“，我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考取自费留学，就决意辞职出国。起初辞职不准，后来我再三坚持，并推荐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同学的唐振楚学长接替，一年后始成行。‘（刘作忠’浮海著禁书——周策纵和《五四运动史》‘）
蒋介石身边聚集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君子，陈布雷等是一代，周策纵们又是一代，然而代代都于国事无补救，可见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格和学识的欠缺。而国民党里发生过的事情，后来又在共产党里重演。周策纵的地位或许很象毛泽东身边的青年田家英，然而周策纵可以一走了事，田家英却被吓得‘畏罪自杀’，专制主义能在中国愈演愈惨烈，那就一定是制度或传统的问题了。
传统社会‘士’是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则是读书人贴附权力的道路，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群体，即以为中国没有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读书人。但策纵先生不然，得到了别人求之不得的地位，又无所顾惜地放弃它；而且出了一个营垒，不进另一个营垒，他是‘不仕的士’的范例。
策纵先生在美国进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学。德刚先生进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在重庆读的是中央大学，然而德刚先生的老叔唐生高是策纵先生政大的同班，因此两人在重庆时就认识了。德刚先生说‘湖南骡子’与‘安徽老母鸡’言音不甚通，所以相闻声而不多相往来，但在纽约的一次亚洲学会上重遇后，策纵先生每到纽约，两人‘时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既白’，成了莫逆知交。（《胡适杂忆》序）
德刚先生在重庆就有文名，来美国后与林语堂之女林太乙在哥大同学，于是就为林家父女办的《天风月刊》写文章，后来林语堂举家去了南洋，《天风》息影，一群‘文渣诗孽’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白马社出了许多名人，当年却有许多趣事，德刚先生说他曾经主张社内不能谈恋爱，但是清规戒律约束不了少年争情，青春烈火终于焚毁了这座象牙纸塔。
要说白马社是泛文艺团体，还不如说是一个青年诗社，导师兼招牌则是主张白话新诗当时也流寓纽约的胡适之。胡适之虽然反对旧诗，对旧诗的品味却很高，他对这群文学青年的旧诗评语至多只是acceptable（可接受）而已，内容则大多贬如‘无病呻吟’或‘陈言未去’，惟策纵先生是他心目中的够格诗才。
唐著《杂忆》说：“密茨根大学里的一批男女诗人，他（她）们多半以诗代信，尤其是多产作家，新旧一脚踢的大诗翁周策纵……笔者也偶尔附庸风雅”狗尾续貂“一番。江郎才尽之时……就只好相应不理，但是策纵穷寇必追，又说我们：”覆信每如蜗步缓；论交略胜古人狂！“……我们把这些诗拿给胡先生看，胡公莞尔，说周策纵可以做，你们可以多做做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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