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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西藏独立路线图》
洪 海
正值“世界藏人代表大会”对西藏的何去何从争论得如火如荼时，著名自由作家王力雄先生推出了很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大作《西藏独立路线图》。他在此雄文在中，以极其冷峻、理性和深刻的笔调勾勒并镌刻出了“西藏独立路线图”。
如果你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就知道他所下结论“正是专制，导致分裂”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打‘胡’乱说”，而是事态很有可能向他说的方向发展。
对此，杨恒均先生在力荐中写到：一口气读完力雄兄的两万多字雄文《西藏独立路线图》，拍案叫绝。力雄兄以翔实的资料和缜密的分析展示了北京西藏政策的脉络特别是北京处理西藏“暴乱”的思路和作为，和我所了解到一些事实完全吻合。而他的深入分析得来的结论则让人出了一身冷汗：目前北京一意孤行的所谓“维护祖国统一”的西藏政策可能正是促成西藏最终走向独立的最重要因素。我推荐此文给读者，但更推荐此文给北京的最高掌权者。希望阅读到此文的中国大陆情报机关及相关部门人士，能够从此文中看清真相，看清自己，认识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作用，不要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其实不需要我再说什么，杨先生的这番话本身就是最精辟的评论。可遗憾的是中共那些“反分裂”的政治掮客们正在争相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在“路线图”中，王力雄先生很好地掌握了中共当权的官儿们“他们本质上不是领袖，只是到达了顶峰的官僚，几乎不会有超越性，全部目标就是掌权，不越雷池一步”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只求利益和权力”的心态，深刻剖析了他们处置西藏问题的丑恶的内心世界和利令智昏的恶劣品质，以及目光短浅，心胸狭窄的市侩气和小家子气。他们正在一步步把西藏逼向独立。
王力雄先生在文中意味深长地提到了“苏格兰——英格兰” 模式和“梵蒂冈——罗马”模式，分析了“东帝汶和科索沃独立”的原因，指出“西方国家是用民主方式赋予了保留帝国遗产的合法性——如科西嘉岛百分之八十居民表决留在法国，比法国本土居民希望保留科西嘉岛的比例还高百分之二十（不少法国人认为科西嘉岛是负担，不如让它独立）；而英国当年允许北爱尔兰自主决定去留，结果是多数北爱尔兰人选择留在英国。西班牙的巴斯克、加拿大的魁北克都是经过民众公决否定了独立。因此，那里的民族问题只是少数人进行独立活动。然而对西藏却不能这样说，因为至少中国从未给过西藏人民选择的机会”。 这些话，让“北京的最高掌权者，阅读到此文的中国大陆情报机关及相关部门人士”，让那些号称宁要专制不要分裂，把专制政权视为中国统一保证的“爱国者”们，自己去想吧。
但愿《西藏独立路线图》既不要成为中共的路线，也不要成为中国的路线！
我不多说了，各位，你们仔细读一读原文就知道了。请吧。
《西藏独立路线图》
王力雄
目 录
西藏独立路线图 1
一、 西藏事件是分水岭 2
1. 官僚集团成为主导 2
2. 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 5
3. 预期的自我实现 7
4. 中西民间的交恶 9
二、 帝国政体的困局 11
1. 当“反分裂”成为饭碗 11
2.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12
3. 西藏问题何以无解 14
三、 西藏如何走向独立 15
1. 流血与独立 15
2. 西藏是西方的政治正确 17
3. 西方政府的考量 19
4. 中国难以避免陷入内乱 20
5. 决战在西藏 21
一、 西藏事件是分水岭
1. 官僚集团成为主导
这个路线图从分水岭出发。在2008年的西藏事件之前，我从未认真地对待过西藏独立。这个事件是一个分水岭，让我第一次正视西藏有了实现独立的可能。如果说此前西藏独立只是梦想的话，此后西藏独立却浮出现实的水面，进入了目力所及的视野。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推动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国权力体系中担负“反分裂”职能的官僚集团。
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中的中国，一直是身受帝国主义之害的形象。近代中国人牢牢记住了那段屈辱，却很少有人去想中国也曾是一个帝国，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进行过巨大的疆土扩张，虽有过被其他帝国打败和瓜分的屈辱，但至今仍然继承着相当一部分帝国遗产，包括西藏在内。
今天，西藏领土占帝国版图的四分之一，西藏问题在帝国政治中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党政权力体系中有诸多部门与西藏有关，其中省部级以上的部门有如下十三个：
1、 西藏自治区
2、 青海省
3、 甘肃省
4、 四川省
5、 云南省
6、 中共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
7、 中共统战部
8、 公安部
9、 国家安全部
10、 军队
11、 武装警察部队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3、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这些部门都设有专门处理西藏问题的机构，有一批长期甚至终生行使这种职能的官僚。除了这十三个部门，还有以下十一个虽不直接涉及西藏，同样担负“反分裂”职能、设有反分裂机构与人员的（省部级以上）部门：
1、 中央政法委
2、 中共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
3、 新疆自治区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 内蒙古自治区
6、 外交部
7、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8、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9、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10、 香港中联办
11、 澳门中联办
加在一起，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具有“反分裂”职能的部门共计有二十四个，乃是一个相当大的集团，拥有的权力、人力和资源非同小可。在处理这次西藏事件中，他们是一个联盟，主导了整个处理过程。这一点与毛时代和邓时代不同。当年无论是对西藏实行“统战”或“平叛”，还是“拨乱反正”或“戒严”，都是权力高端决策，官僚集团执行。而这次西藏事件，权力高端基本无所作为，完全由官僚集团自行处理。
这不能简单认为只是高端下放权力。实际上，拉萨事件发生的当月，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在老挝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时呼吁，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施加他的影响平息西藏事件。这种前所未见的说法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的新思路。然而此后不再有任何下文，“反分裂”官僚集团对事件的处理方式没有任何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今日中共政权处理西藏问题，不仅不需要权力高端进行决策，甚至即使高端进行了决策，若不符合官僚集团的意图，也不会生效。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成为今后的定规。至于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容后再述。
在权力高端能够独裁时，一方面会有专横、粗暴乃至荒谬，另一方面也存在高瞻远瞩、拨乱反正、突破和变局的可能。二者只是一步之遥，有时就在于当权者的一转念。而当官僚集团成为主导时，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戏剧性，而是落进明确的规则框架。官僚集团是一种互相牵制、按部就班、墨守陈规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团是一个利益主体，如果由它控制决策，所有决策都必须符合其自身利益。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官僚集团就成为破坏者，不仅破坏民众利益，也会破坏它本当为之服务的统治目标。“反分裂”官僚集团正是这样，在它按照自身利益去驱动“反分裂”的行动时，结果是把中国推向更危险的分裂。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看一下这次西藏事件的脉络。
类似拉萨的“3.14”街头抗议和暴力事件，其实在中国内地屡见不鲜。内地处理事件的方式已经很糟，但如果对“3.14”事件采用与内地同样的方式——新闻封锁、大事化小、不激化矛盾、镇压加安抚、在下级官僚中抓替罪羊以平民愤等——很可能就不会发生随后波及整个藏区的连锁反应。然而对西藏问题，官僚们却不会有这种平常心。因为首先西藏被世界关注，事件会引发国际舆论；其次西藏动乱会使当过西藏主管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难堪，层层官吏都怕被怪罪；其三，既然官方多次宣布“西藏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出了这种自打耳光的事必须自圆其说。在中国官场，如果是由少数个人或单一部门承担责任的事，可以通过找替罪羊的方式处理，官僚之间的竞争也容易导致落井下石。然而西藏事件不是西藏一地之责，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功夫之后，仍然出现如此规模的民众抗议，仅凭常识也会知道是治藏路线的失败。然而治藏路线是由众多部门共同推动和执行的，承认路线失败，十三个涉藏部门都脱不了干系，其他的“反分裂”部门也会受连带影响。这种责任是整体性的，面临的问责也无法靠官僚之间的推卸化解得了，诸多官员的仕途前景都会受影响。因此，“反分裂”官僚们必须团结起来，结成联盟，共同行动，帮助西藏的官僚推掉责任，才能让他们一块得到解脱。
责任如何推卸得最彻底？可想莫过于推给“达赖集团”。因为不管什么理由，只要是出自西藏本土，就免不了官僚自身的责任。只有把责任推到境外，才能让自己完全无关。西藏自治区当局在拉萨事件发生当天就对新华社宣称，“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这种宣称立刻被所有涉藏部门和反分裂部门当作统一口径。虽然他们至今也不能把“足够证据”展示于世，可见只是推卸责任的谎言。然而官僚们并不在意能否拿出证据，他们的目的是在第一时间主导舆论。这一点的确是被成功地做到——他们的谎言立刻变为中国舆论的众口一词，成了一种不容置辩的话语模式，起到了诱导和迫使社会（包括权力高端）遵循同样口径的效果。
起点决定走向。起点失之毫厘，结果差之千里。这种出于推卸责任的官僚口径，决定了后续行动的框架，也决定了事态发展的走向。譬如3月14日拉萨发生闹事的区域曾出现数小时放任状态，外围已经集合的军警不进入，不行动，任凭暴力行为升级。很多人对这个奇怪现象困惑不解。在不同版本的解释中，我比较倾向于这种做法是为镇压“培育”理由，以及为了拿到“宣传攻势”所需的电视画面。一方面把摄制组部署进闹事地点完成拍摄需要时间；一方面暴力不受抑制时会不断升级，可以给镇压提供更充分的合法性，也容易拍到更有烈度的暴力画面作为证据。如果从闹事初起就动用警力控制，事件规模会小很多，有利全局，却不利相关官僚。因为事件既已发生，在较低烈度时镇压会引起非议指责，包括北京也可能不满，既不能让官僚有效地转移事件责任，还可能增加处置不当的罪名。因此他们宁可按兵不动，让事态扩大，等待事件达到充分严重的程度，可以被认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之时，再进行镇压。那时外界无法指责，北京也难以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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