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之春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事后连刘少奇都说要“刻石立碑，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为了这句话，刘少奇在文革中死无葬身之地。50年过去了，大饥荒的碑没有立，却立起了毛泽东纪念堂，至今仍雄踞于天安门广场。倘若人死后有知，几千万饿死的冤魂如何能够瞑目？一代暴君毛泽东该以怎样的冷笑蔑视那些认贼作父的人们？

   这里，我们不能不感谢吴晔，这位河南光山县吴围子村农民的儿子，他用自己的钱，委讬村里的人，在2004年清明节，为那些大跃进期间饿死冤死的村民立下两块纪念碑，为那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留下了最有力的见证。

   在大跃进5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大陆的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胡杰放映了他拍摄的《粮食关纪念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纪录片通过对吴晔的父亲吴永宽等人的访谈，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反映了河南光山县吴围子村在大跃进期间的悲惨故事。

   吴永宽说，1959年本来是个丰收年，但是由于县委书记马龙山浮夸虚报，逼迫农民把绝大部分收成上缴国库。这还不罢休，后来又以“反瞒产”的名义进一步搜刮掠夺，导致村民断粮50多天。村民没有粮食吃，祇好到外边找野菜野草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都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在死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一个130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71个人，许多家庭甚至全家死光。因此当地人称之为“粮食关”。吴永宽告诉我们，那时候，从上到下都说大话，说假话，谁要说实话就给你扣上“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就批你斗你打你，用绳子吊起来。吴永宽说，他的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就因为说打这么多粮食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就遭到队长批斗，连气带饿于11月3日死去。

   除了立碑纪念，吴晔还搜集整理了一份死亡者名册。凡是全家死光的，后面都注明“绝户”；凡是死者还有亲属在世的，都注明死者和家属的关系，譬如某某是某某的祖父，某某是某某的弟弟，等等。

   这两座小小的“粮食关纪念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两座碑就立在村子里，碑上铭刻着全村每一个死者的名字，可见它的真实性是得到村民的承认的；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毛泽东纪念堂仍然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而中共当局却并没有禁止或破坏这两座碑的建立，可见它的真实性是连共产党也无法否认的。

   吴围子村饿死这么多人，不是因为天灾，而是因为人祸。固然，吴围子村的情况可能属于特别恶劣的一种，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既然这里的人祸并非仅仅是个别坏人的恣意妄为，它首先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而这个政府又是最集权的，整个国家又是最高度一元化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在当时的中国，饿死人的事情一定是相当广泛、相当普遍的。

   胡杰是中国著名的纪录片独立制片人。他拍摄的反映“反右”与“文革”悲剧的纪录片《寻找林昭》、《我虽死去》，曾引起强烈反响，其中《我虽死去》一片获得第四届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大奖。

   50年前，政府对新闻的控制远比今天更严厉，老百姓有照相机的都少得很，饿死人的事情又基本上都发生在农村，所以几乎没有照片留下来。近些年来，由于摄像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公民记者，也出现了一批纪录片独立制片人。他们拍摄的纪录片，有的是现场直击，有的是往事回顾，为历史和现实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音像记录。他们是突破新闻封锁的英雄，是历史真相的守护者。在中国，该拍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些题目，再不拍就拍不成了。我们向独立制片人致敬，也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期望，同时也呼吁更多的人支持他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