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4月13日），我与在南京的邓伍文先生、景凯旋先生等同志小聚，席间，谈到“西安事变”，甚欢。

   邓伍文先生是中共党史专家，目前供职于江苏电视台，邓先生有一言必将传世，“搞国家民主，很关键的一条是宪法得保障反对党的自由。”

   景凯旋先生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日前才有一文问世，得世人瞩目，即南方都市报发表之檄文《民主政治成熟需要六十年？》。景先生所言“民主从来不会造成社会的安全问题”，相反专制才是中国动乱的本源，此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其余诸君恕我不一一介绍。

   席间诸君新闻界、史学界朋友较多，所以必然谈到对史料的收集、披露和分析等方面的技术问题。谈到两岸关系和国共关系的时候，我说：“张学良是中共党员，西安事变是中共策划的，目的并不只是逼蒋抗日，而是逼蒋不剿共。因为从事后的事实看，蒋公一直在焦土抗战，而中共却始终在保存势力”。

   不料我的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邓伍文先生是中共党史专家，他还特别是西安事变史的专家。于是，邓伍文先生对大家介绍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也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事实。

   现将我收集整理的西安事变“不为人知”的史料提供给大家。目的在于告诫中共，我们要说真话，不要忽悠人民！

   目前中国当局所修之西安事变史，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自行”发动的，中共并不知情。例如，中共党史这样定义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使蒋介石联共抗日，后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下，蒋介石答应抗日要求，事变获得和平解决，推动并实现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转变。

   最近发现的张学良东北军司令部准尉司书、一等录事汤宝田的日记里也有张学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记载：

   “十二月十二日，十月廿九戊辰，晴。外面枪响了，接连机枪声、手榴弹声，满城都是枪声，及天大明，闻宿舍之西附近枪声最密，余等见杨虎城部下兵士正围剿省会公安局……蒋委员长闻变无法逃脱，由一卫士用肩将蒋顶出墙园，避至山上小洞中。卫兵营第一次搜山无踪，第二次搜山被一小兵见着，蒋的卫士尚欲开枪射击，被蒋阻止。搜山的士兵将蒋围住，一面报告长官，长官即赴此第一看，果是蒋委员长，连忙招呼部下敬礼。此时蒋足下光着袜，鞋子跑掉了，身上穿的黑大衣也没有了。大家请蒋下山，用汽车一辆，护送到西安皇城内杨虎城处。下午一时许，洛阳飞来飞机七架，盘旋侦察数遍。”

   “……下午六时，张副总司令召集全部职员在大礼堂训话。大意谓：今天事变情形，大家须要知道，我自从入关跟随委员长缴共，我的军队有十几万，始终服从他的命令。到现在，我的军队损失几个师，(蒋)口说给我补充，结果仍然是我的军队愈闹愈少。在九一八发生后，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我只得退入关内，希图将来恢复。前天我当面要求蒋，请你不必缴共，抗日是大事。蒋当时对我大发脾气而特发脾气，……我与杨虎城来他一个兵谏，将蒋委员长暂时扣留此地，……如其坚决不允，兵谏是我做的，罪名该我顶受。我也必须亲身护送蒋到南京，俟中央政府的发落。大丈夫做事要磊磊落落，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

    两周之后，1936年12月25日，汤宝田的日记中最后一次记叙张学良：“下午4时，张副司令共送蒋委员长至洛阳……张副司令临时留手谕作为遗笔，本部用锌版将副司令亲笔所书之遗笔手谕翻印，凡总部大小职员均赠给一份作为纪念。”

   另外， 1989年春天，张学良在台湾会见华裔旅美学者唐德刚的时候，谈到了发动西安事变前是否与中共沟通一事，他说：“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我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

   以上所列三个文件，一是共产党说不知情，二是东北军录事文稿说张自言“好汉做事好汉当”，三是张学良本人事后陈述，皆说张学良之西安兵谏与中共无关。

   那么，“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呢？

   张学良在1936年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我列举两个史料，供大家思考：

   一是，前苏联公布的一份共产国际文件，这一文件最早公开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中。这份文献是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封电报。电报中提到：“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中共）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

   也许大家要说，这样一份来自共产国际的表示担忧的电报不能证明张学良的身份，好，那我再提供一份文件。我们还发现了一封1936年夏天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亲笔信，信中将周恩来、甚至刘鼎(共产党派往西安张公馆担任联络员的地下党员)均称为“同志”。

   另，张学良在1936年6月底通过刘鼎向中共中央申请入党。6月30日，刘鼎将此一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得到报告后，当即就作出同意决定。因当时中共属于共产国际领导，7月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洛甫（张闻天）将此决定正式通知了共产国际。遭遇共产国际否决后，中共中央不顾共产国际否决意见，决定其为中共党员。

   我们再来看看1936年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接触的中共人员到底有哪些？

   第一、李克农，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张学良的剿共部队，李克农奉命联张反蒋。李克农决定从一个特殊的战俘为突破点策反张学良。这个人就是高福源，高福源是张学良的亲信，曾担任过张学良卫队营的营长，深得张学良的器重，后被提拔为东北军“尖子团”的团长。经李克农工作，高福源表示愿回去做张学良工作。临行前，李克农向高作了交代，要高不可泄露受中共派遣，先用个人身份试探张的态度，如果张有意，红军即派正式代表前去谈判。

   高见张后，张表示愿意谈判。高随即重返瓦窑堡，向李克农作了详细的报告。中央决定委派李克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东北军谈判。李克农一行四人1936 年2 月21 日从瓦窑堡出发去洛川与张会见。1936年3月初，张学良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希望中共派一相当负责、但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西安，以便与他和各有关方面进行联系。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阚尊民，化名刘鼎来到西安张学良驻地。3月20日，刘鼎和张学良第一次接头，此后多次在金家巷等处密晤张学良。

   第二、周恩来。1936年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刘鼎与东北军张学良在陕北肤施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国共联合七项条件。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此事。还答应可使驻陕甘的东北军为红四方面军北上让路。5月12日，周恩来再次赶到肤施和张学良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第三、刘鼎，原名阚思俊，字尊民，1924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共。1926年赴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军工技术与理论。1929年秘密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科长为陈赓）。 4月10日，肤施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恩来等一起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中央根据周恩来提议，决定任命刘鼎为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准备随时充任中共中央与张学良联系沟通的桥梁。刘鼎于4月26日返回洛川，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珍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

   刘鼎被张学良聘为随从军官，以“刘秘书”的身份在张公馆住下。此后，刘鼎具体负责中共中央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刘鼎在洛川张学良临时行辕期间，不断以密信的方式，把他所了解的张学良思想变化及东北军的近况随时告知中共中央。 　

   1936年6月底，张学良渐渐萌发了加入中共的念头，他通过刘鼎向中共提出了加入中共的申请。中共对张学良的政治要求极为欢迎，中共在电报中称张学良为“同志”，张学良也在信中称周恩来为“同志”。7月初，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曾就此事请示共产国际，并表示“拟许其入党”，但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决。后中共中央一再争取未果，这样，张学良成为了未经共产国际同意的中共党员“同志”了。

   成为“同志”以后，刘鼎和张学良抓紧在东北军中建立起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刘鼎拟写了章程，经讨论修改后进行秘密宣传和筹备，张学良、刘鼎、刘澜波等15名志愿入会者于9月初正式成立抗日同志会。西安事变前夕，抗日同志会在军中发展会员70多人，形成骨干。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请刘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刘鼎即代张学良起草致中共中央的邀请电，电云：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代表前来共商大计。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也有人主张将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方面抗日。

   但是， 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称张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南京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并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从斯大林的这个电报里，可以看出中共当时的思维遭到了苏联的猛烈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