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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宁都之痛"与周恩来临死前的悲号
——以另一种形式纪念周恩来
(博主按语:此文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三十二周年而作,起草于一月六日,只因这些天为生计所困,直至今日才完成。)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十次路线斗争”之说。这个概念开始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夕“南巡”时提出来的。后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根据毛泽东的所定的概念将它正式提了出来——“十次路线斗争”,一: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三:瞿秋白的“左倾冒险机会主义”路线;四:罗章农的的“分裂主义路线”;五: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六:王明的“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七: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分裂主义路线;八、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九: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十:林彪反革命集团。
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其实除了罗章龙之外,没有一个人下场不是悲惨的。当然应当指出的是,陈独秀、瞿秋白之死与毛泽东是几无干系的。而其他人落得悲惨下场,与毛泽东的冷酷和残忍是完全分不开的。
周恩来在“十大”提出来的所谓“十次路线斗争”概念,显然完全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愿和政治意图提出来的。只要对中共党史稍为熟悉的人都会明白:十次“路线斗争”,是绝代权谋家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发生后政治威望面临严重挑战之时,为凸显自己“政治一贯正确”而精心布下的历史构陷——在党内斗争中,向《联共(布)党史》借用话语系统,常常使用讲述党史的方法进行譬喻、暗示,清算历史旧账,将不同意见、不同派系的权力斗争,乃至纯属个人的权力之争,上升为“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路线斗争”,从而为自己的独断专行,打压、剪除异已寻找合理、合法依据,是毛泽东历来最擅长的拿手好戏。 对毛泽东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的荒谬性,当前有太多历史研究者已予以指出。这里不作赘述。而今天这里我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当时提出“十次路线斗争”概念时,显然故意放周恩来一马,将“十一次路线斗争”,说成是“十次路线斗争”——只要对中共党史比较熟悉的人都会知道:就对毛泽东个人的政治伤害而言,毛泽东所言的“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抵得上一九三二年十月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对毛泽东进行严厉批判、最终剥夺了毛泽东实权的“宁都会议”。所以,如果把对中共危害极小、对毛泽东本人毫无伤害的罗章龙成立“第二中央”事件当成是“十大路线斗争”事件的话。差点葬送毛泽东政治生命的“宁都会议”,绝对应当算上一次“路线斗争”。而且是一次令毛泽东最刻骨铭心的一次“路线斗争”—— 一九三二年十月,身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专门批斗毛泽东的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项英等人对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理论,以及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会后,周恩来以党中央的名义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指挥权,毛泽东只保留了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主席的虚职。
宁都会议是毛泽东一生政治生涯中唯一被真正打倒的一次。这对于视枪杆子为命根子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最沉重的政治上打击。毛在被批判斗争后离开军队,由周取而代之。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两年间“鬼都不上门”的痛苦日子。在中央红军溃败而不得不“长征”之时,要不是极为机警清醒的毛泽东这时放下心中的傲慢主动与博古沟通求情,差点落得与项英、陈毅留下打游击的命运……
所以,毛泽东所谓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任何一次像“宁都会议”这次“路线斗争”对毛泽东个人伤害更大。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个人积怨和仇恨之深可想而知——虽然,为人极是圆融机智、政治上总善于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周恩来在宁都会议结束送别毛泽东之时,曾真诚地劝说毛泽东留下给自己当个副手,以图今后恢复职务。然而,这番话更刺激了毛泽东的自尊心,他断然谢绝了周恩来的挽留,在失望与盼望交织的心情中过了两年“鬼也不上门”的痛苦日子……然而,周恩来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得毛泽东东山再起的想法成为泡影,周恩来彻底地取代了毛泽东。这一切使得毛泽东更加怨恨周恩来,认为是“左倾”中央与周恩来的“经验宗派”联合起来夺了自已的权,认为周恩来是一个“随风倒”的人物,他决不站在失败者一边,所以周恩来的错误不可原谅的……所有这些,毛泽东终身视此为奇耻大辱,对周恩来一直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
而周恩来也为此终生背上了沉重政治包袱,在延安整风之时,周恩来遭到了毛派长时间的轮番攻击。周恩来在这期间不知作了多少次极为自责的检讨,甚至说出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的令人愕然的重话。然而,却至死未能得到毛泽东的谅解——虽然毛泽东深知,自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一切唯自己意旨是从。以绝对的臣仆心态事奉自己。然而他的内心,对当年周恩来苏区夺权之事永难忘怀,至死不放过任何报复、羞辱周恩来的机会。然而,对政治上没有野心,政治表现无懈可击的周恩来,毛泽东却一直难以找到报复的机会。况且,毛泽东自掌握中共大权以后,隔三差五地对党内其他政敌发动斗争,因而也无暇制造“莫须有”罪名对周恩来进行打击。再则,毛泽东的政治摊子也一直离不开周恩来的打理。所以,林彪事件前后,毛泽东鉴于当时亟需周恩来出面帮他收拾一片狼籍的政治烂滩子,不得不屏“宁都会议”于“十次路线斗争”之外。
然而,当林彪事件后留下的政治烂摊子给周恩来收拾得差不离,政治局面开始稳定之后,当毛泽东发现周恩来凭借一系列政治外交动作在世界上、尤其在国人心中赢得极大威望之时,新怨旧恨交织的毛泽东终于对积恨最深的仇人、今日最大的敌人周恩来进行严厉的惩罚和报复了。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会议在政治上对周恩来上纲上线,将“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扣在周恩来头上。江青则直指周恩来“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
而“伍豪事件”,更成了毛泽东手中打击周恩来的一张王牌。
“伍豪”,曾是周恩来在上海“国统区”发表文章的笔名。所谓“伍豪事件”,是一九三二年二月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手策划的——他们用“伍豪”的之名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企图达到打击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国统区力量的目的。这件事从头到尾诚然是一个阴谋。而且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周恩来已经进入了中央苏区。关于“伍豪事件”的真相,1942年的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把他当时的活动原原本本讲过一遍。中共夺取政权后,有一个被捕的国民党特务黄凯也交待过,说那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根本就是他们布置和伪造的。因为年代久远,当时中共党内知道这件事的人比较少,只有当时一些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负责人了解事情真相。陈云等人还写过说明。对此毛泽东其实也心知肚明。然而,极擅玩弄权谋和整人术的毛泽东还是借江青等人之手对周恩来进行政治打击。直到1975年6月16日,也就是周恩来逝世的半年前,逼使因癌扩散折磨得死去活来,体重只有61斤的周恩来在病榻上,仍用颤抖的手写下两封足令周恩来身后永远蒙羞的信。下面是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问候主席,您好!……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75.6.16.22时。”
下面是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风的信:
“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
从上面两封信可以看出,被戴高乐、尼克松、基辛格等世界著名政治家视为“伟人”,更被西哈努克一类二三流政治人物视为天神,在中国人民心目中长期居于“圣人”地位的周恩来,惧怕曾经的下属毛泽东到了何种地步!尤其是他对张玉凤的毕恭毕敬,又是“您”,又是“拜托拜托”,显得何等的猥琐与卑微!
然而,心如铁石的绝世权谋家毛泽东并没有被周恩来的哀求所感化。一个多月后,毛便发动了批《水浒》运动,更意有所指道:“《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时,周恩来的心理防线几乎崩溃了。在进手术室前一刻,周恩来忍不住大声哀号:“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却没有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对此,全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包括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在内的全中国人更是感到惊愕、遗憾、惋惜——因为毛泽东是否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直接影响着中共对周一生历史功过的评价。因此,毛泽东最终没有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不但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震惊,更引起了形形色色的猜测。虽然,后来官方非正式的解释是毛泽东当时病得太重。然而,这个解释显然是根本占不住脚的。毛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的谈话便是最好说明:“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而高文谦先生《晚年周恩来》一文中所披露的这一细节更表明了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决定让悼周的活动降温,除了他本人拒绝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外,还在上面报送的一份动态反映上批了六个字:”悼念虚,复辟实”!
所以,毛泽东没有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归根到底的因素,还是对周恩来“宁都会议”的历史积恨!
毛泽东有句名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一辈子不但与蒋介石斗,与世界上一切“帝修反”斗,还将与他共打天下的战友们一个个斗倒在地——纵然是身为超级权谋大师的周恩来,最终也逃不过毛泽东斗争大棒的槌击!
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是绝顶聪明的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一生既是革命同志和战友,但又是积怨至死的敌人。窃以为,对他们的历史功过,既不能用张戎过激的历史观进行评判;也不能用乌有之乡一类人士的极左历史观进行评判——因为无论是声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还是号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骨子里其实都是中国专制传统文化的受害者和继承者。他们身上的丑陋,是我们民族身上的丑陋;他们的悲剧,其实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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