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锐、谢韬诸老，是党内民主派，是救党派。能否救得了，共产党能否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平转型，看党内民主派力量的发展，尚在两可之间。”
   
   “我要说服党内同仁促使党民主转型（我已经有了很多追随者和支持者），就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党，不能说‘因走了弯路压根就不该出发’，不能否定万里长征，不能否定三大战役，不能否定抗美援朝。这是我同海外反共学人从根本上不同的地方。人家反是有道理的，但我不能反，这就是我的历史局限性。”
   
   以上是新年伊始，著名大陆作家辛子陵给我的回信中的两段话。肺腑之言，发人深省。

   
   辛先生本名宋科，1935年生，50年参军，59年加入中共，64年起先后在高等军事学院、国防大学任职,大校军衔,94年退休。他“曾长期协助肖克将军从事中共革命历史、军史的研究和写作，有条件接触和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高华语）所著《毛泽东全传》（1993年，150万字，有四册与六册两种版本）、《林彪正传》（2006年）和《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2007年7月，以下简称《红》，分上下卷，70万字），均在本港出版发行，海内外广有读者。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辛子陵的新著《红》一心想“救党”，却被大陆当局视为异端邪说，只能在境外付梓，不能运进内地。官方网页更充斥痛骂该书的文章。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本来，上述三个“不能否定”，已充分表明作者是中共的“自家人”。但也正如他的自称，反映出其“历史局限性”。
   
   其实，如果抛弃“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传统观念，客观公正地看待事物，则理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借用毛的语言）否定“万里长征” 、“三大战役”和“抗美援朝”。
   
   首先，中共一直宣称的“长征”旨在“北上抗日”，纯属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所周知，1934年10月，在日本侵略者已经吞并了我东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的外患日亟之时，国民政府跟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样，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全力剿灭割据江西的红军，取缔非法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伪政权。王师胜利合围，十万“中央红军”不得不狼奔豕突，万里逃窜。好不容易逃到甘肃，只剩九千残兵，偶然得知刘志丹在陕北有个地盘，这才决定前往投靠。可见，“长征”实质无非黄巢式的流寇所为罢了，应为一切善良正直的国民所唾弃。
   
   其次，辽沈、淮海、平津三战，乃八年抗战胜利后中国人自相残杀。国共双方每役不下百万人上阵厮杀，军民总伤亡逾百万众，其惨烈远超两次世界大战任何一次战役，在环球各国内战中绝无仅有。如此血腥暴力，岂能给予肯定？
   
   至于“抗美援朝”，则更属毛私心驱使之妄为。入主中南海金銮殿不久的此一“中国人民大救星”，屈从斯大林意旨，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悍然决定出兵拯救企图吞并南韩的金氏小王朝，不惜让中华儿女付出至少死伤五十万人的重大代价，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与苏共离心离德的铁托！沾沾自喜于“红太阳”称号的毛，历来视人命如草芥，实际上是炎黄子孙不折不扣的“黑煞星”！
   
   当然，身为“伟、光、正”的资深成员，恪守“三不否定”势在必然，并不奇怪。但倘能不囿于一党的私利，立足于国家民族的振兴向上，则定可明辨个中是非，放弃不合时宜的偏见，“觉今是而昨非”也。
   
   非但如此，若思路豁然开朗，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大谬不然亦将一览无遗。盖自1921年7月诞生起，直到30年代初，这个“党”都是靠苏联卢布豢养的。它实际上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抗战之前更不遗余力地遵照“保卫苏联”的指令行事，根本不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其本质则属农民党，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完全不搭界。
   
   总之，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中共除在孙中山实行“国共合作”时期属于合法外，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起，至抗战爆发时它一直是非法存在。1949年10月1日之后，它也从未正式登记注册。其执政地位只不过来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54年《宪法》的序言提到其“领导”，但条文中并无明确规定，故其凌驾于人大和政府之上发号施令完全是违宪的。
   
   所有这些，学富五车而又阅历丰富的辛先生自是了如指掌，但以其身份地位，却又无法面对，更无法越雷池半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哀哉！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这位党内的“补天派”毕竟能够“与时俱进”，明白地表示“人家反（共）是有道理的”。圣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位资深党员具此觉悟，诚属难能可贵也。
   
   但愿党内民主派不断发展壮大，果如此，则中共一党专政寿终正寝不远矣。
   
   （09-1-7）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