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剑中
   
   艺术审美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经验，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标准，这个标准只能建立在艺术作品本身呈现的面貌之上。电影《无极》与《魔戒》同属魔幻题材，二者最大的差距不只是技术和制作费的多寡，而是《无极》无法给人物的行为提供一种内在的合理逻辑，高下立判。
   
   周泽雄《李渔的锉刀》（11.19《南方周末》）对格非的散文《苏醒》的解读，完全脱离了作品提供的情境，用李渔的锉刀去锉艾略特的春天，与其说是焚琴煮鹤，不如说是关公战秦琼。

   
   格非将自杀与春天联系起来，令周泽雄的阅读“渐趋烦躁”，情不自禁地拿起李渔“新耳目”、“备考核”的锉刀锉了那么一下。于是，在周泽雄的想象中，散文《苏醒》“粉尘纷纷，百字委地，作者的满腔愁怀，已然散了架”。
   
   究竟是格非的“文字遭遇了车祸”，还是周泽雄对格非的文字产生了重大的误解？窃以为，周泽雄在解读《苏醒》的过程中，预设主题挥舞锉刀，如同赛场上的裁判受贿一样，结局胜负已与过程无关。
   
   格非在《苏醒》里发出诗人之死“为什么是春天”的疑问，是为了引出下文关于春天的议论，强调“苏醒时的脆弱意识”与自杀的关联：
   
   “在春天，随着万物的复苏，人的思维也变得格外活跃，积蓄了一个冬天的能量此刻都已蠢蠢欲动——窗外的勃勃生机，它几乎是无处不在，却惟独不是你的。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你的衰老、没落、陈腐、百无一用。”
   
   周泽雄认为：对于志在“新耳目”的见解，只要不与人类的基本情感或经验事实相冲突，我们就不必拿“备考核”的标准加以衡量。（《李渔的锉刀》）
   
   事实上，《李渔的锉刀》距它要锉的对象已经远得开始拐弯，读者着急得不行。《苏醒》只是一篇中规中矩的感时伤怀的散文，把春天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算得上什么“新耳目”？甚至，《苏醒》引用的艾略特的名句：
   
   四月最残忍
   从死了的泥土里滋生丁香
   
   对春天与死亡的特殊感悟和审美经验，在中国的诗歌殿堂里早已屡见不鲜。除了“万紫千红总是春”，别具只眼的诗人对春天隐含的恐怖与伤感，每每令人动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临江仙》）。梦后酒醒，但见楼锁帘垂，暗示去年的繁华和热闹，春恨的气氛油然而生；“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取自翁宏《春残》，用在这里竟比原作还要贴切，形单影只的人和比翼双飞的燕，落花、微雨的凄美意象，独立、飞燕的单调与繁复的线条造型，自然环境在灵魂世界的延伸与纠缠，益发衬托出诗人绵绵无尽的春恨。
   
   也许，诗人多多在《苏醒》里的出现并非偶然。头发都白了的多多，避雨的时候坐在树桩下打盹，骂人的锐气仍在，只是换成了英语。1973年，多多著名的《致太阳》问世了：
   
   给我们光明，给我们羞愧
   你让狗跟在诗人后面流浪
   
   你创造，从东方升起
   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
   
   产生于红色恐怖年代的《致太阳》，对“红太阳”辛辣的嘲讽和质疑，与怀疑春天的《苏醒》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传。对人们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事物的追问，体现了诗人与战士非同凡响的高贵气质。1983年，32岁的多多写下了《北方闲置的田野》：
   
   当春天像一匹马倒下，从一辆
   空荡荡的收尸的车上
   一个石头做的头
   聚集着死亡的风暴
   
   将春天与尸体、死亡联系，诗人内心的田野似乎也在刮起一场观念的风暴。
   
   “苏醒”一语双关：人在春季里可能出现的厌世情绪，与春暖花开的环境极不谐调，强烈的反差加剧了诗人的悲观；愤怒和反向思维、怀疑主义，有时恰恰是平衡情绪、保持头脑清醒的有效方式和对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当然，更是别具只眼的不二法门。
   
   推而广之，中共宣传机器大肆制造和谐稳定的舆论环境与粗砺现实的脱节，是否也是在“从死了的泥土里滋生丁香”？大陆文艺作品质量的下滑，盛行歌功颂德、无病呻吟的伪劣快餐文化，几成文化沙漠，难道与整个庸俗、拜金的社会氛围和受到严格控制的创作环境无关？
   
   在大陆这样由党文化主宰一切的低级、堕落的文化沙漠里，人们确实应该苏醒了！
   
   对《苏醒》的解读，如果脱离了作品整个文本的语境，和作者以及作品里出现的人物的精神脉络，拿起李渔的锉刀锉其一点，很容易得出“表象上的庄论与骨子里的轻慢，在笔下构成滑稽对照”的结论。误读总是能够“新耳目”，却怎么也无法“备考核”。
   
   
   
   原载《黄花岗》总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