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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敌人--在耶鲁大学的演说词/达赖喇嘛
主题：达赖喇嘛格言:若你想得到真正的朋友，首先就必须在周遭创造正面的氛围...
[博讯论坛] 达赖喇嘛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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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想得到真正的朋友，首先就必须在周遭创造正面的氛围，毕竟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而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老是板着脸，对人又充满不信任，那怎么可能让他人心生欢喜、露出笑容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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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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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个人能转变成善良、温和、平静的人，他的转变自然会对其周遭家人产生正面影响；当父母是热诚、温和、与世无争之人，一般而言，他们的子女也会发展出同样的态度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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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 拥抱敌人”--在耶鲁大学的演说词
一九九一年十月九日
达赖在美国康州纽海汶耶鲁大学演说
李顿校长，耶鲁大学的兄弟姊妹们，非常谢谢你们的热烈欢迎。我在这里感到很荣幸。
我们活在非常特殊的时代。世界在过去几年发生剧烈变化。人民和国家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和对自决的向往又以空前的活力和冲劲重新出现。东欧和蒙古的事件，柏林围墙的倒塌，还有苏联在七十年的共党统治之后所发生的变化，都是这个现象的证明。
我最近才去过蒙古、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三国，这是一个值得记念的旅行。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享受他们被剥夺了几十年的民主，使我感到很愉快。他们的胜利是人类对自由的向往，无论在任何迫害之下终竟会出头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还有更重要的，是这项无可避免的转型可以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完成。
美国总统布希和苏联国家主席戈巴契夫引导我们走上没有武装的世界。我要恭贺他们做这些历史性的决定。几年以前当我说出我有一个世界没有武器的梦时，很多包括一些朋友在内的人都觉得那过于理想。但现在的这些发展证实我的梦想也有可能实现。那当然将是一个艰巨的工作，而且有无数的困难。无论多少，我们大家都要继续为这个理想尽一份心力。
在这个政治气候急剧变迁的时代，西藏人民为争自由与中国政府四十多年迫害的斗争必须让世人知道。自从中国于一九四九年入侵西藏迄今，一百廿万西藏同胞已经丧失生命。在四十二个年头中，我们致力于抗暴，并且维护我们佛教的非暴力和慈悲文化传统。
很容易对这些事生气。很容易对中国感到恨。把中国定位为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大声地谴责他们的残暴，或是认为他们不值得我们去想或是去考虑。但这不是佛祖的方法。而且正如最近的事态发展所明白显示，这也不是走向和平和和谐的方法。
我们最宝贵的老师就是我们的敌人。这不只是佛教的根本教义，而且是经过证明的事实。我们的朋友可以在许多方面帮助我们，只有我们的敌人可以发出让我们养成容忍、耐心、和慈悲等个性的挑战。这三种美德是建立个性、发展宁静的心境和带给我们真正快乐的要件。
在基督教教义中，有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一边脸挨打，就要转另外一边脸给敌人打。佛教教义中也有这个相同的说法。经常练习可以使我们有很强的力量，当敌人在打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感谢他的行为给我们带来成长的机会。我们感到很轻松，没有愤怒和仇恨，而且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方采取这项行动的冲动。我们可以对他这种有害的行动所带来的悲惨命运感到真正的慈悲。
无论顺境逆境，我们西藏人努力保持我们的精神健康和良好的幽默感，我们会记得所有的人无论敌友，终究都是我们的朋友。我时常告诉藏人说，只要记得这些基本的真理，我们才真正是无敌的。我们的决心永远不会消逝，而且最后还可以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
我从来都相信人与人和国与国间的关系都是基于人的了解。只有坦诚沟通才可以解决今天世人所面对的很多困难。因此我相信世界应与中国接触，让中国肯以建设性的态度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但当中国违反文明行为的基本规范时，不应该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被宠坏。中国必须为其行为负责，必须做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个成员。
各位都知道，我上次来美国的时候曾有幸见到布希总统。他在公开场合的发言，包括他今春在耶鲁的演讲，都反映出他有心要激励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发展民主。
我们藏人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发出明确的信号给中国，说中国的迫害行为无法被容忍。政治和经济的压力是引导适当改变的诱因。国际社会处理其他地方殖民主义和迫害人权的标准必须施加于中国之上。如果没有包括外交和经济上的压力，东欧、波罗的海、苏联、南非的情势不会改变。
有些人说中国如果受到国际压力，会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孤立主义。中国的领袖为了防止国际压力，自己也这么说。但经验显示即使部份的领导阶层愿意，但中国也不太可能会走上那条路。中国人民已露出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他们看到即使是共产主义最盛行的国家也有自由和民主。苏联流产政变的领袖发现，一旦释放出来，自由和民主的能量是无法浇熄的。
也有人说亚洲对人权的看法与西方迥异，说亚洲人对人命比较不重视。这并不完全正确。身为佛教徒，我们认为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我对人权的看法与你们无异。痛苦对所有人类都是一样的。西藏人和其他的亚洲人跟你们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南美洲人的感觉都是一样。对在中国和西藏践踏人权的痛苦和国际对苏联和南非迫害人权的顾虑是感同身受的。这些事不是任何国家的内政，而是任何人对他们的兄弟姊妹受苦一样的根本顾虑。
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后的专制政体、共产帝国。但苏联最近发生的事证实，中共这样不可能持久。自由和民主会降临中国。我相信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国际社会必须积极敦促中国尽快顺利而不涉及暴力地进行这种过渡。东欧和苏联的和平革命可以做为借鉴。我们不应让南斯拉夫重演；国际社会对南斯拉夫问题的严重性未能及早认清，以致于整个地区陷入动乱，无数的人民受苦。
如果没有国际压力，中国对苏联这种发展的可能反应将是以更多的高压来稳固已在消蚀中的权力基础。最近来自西藏的报告证实这种态度。所以当必然的变化发生时，将会有更大的动乱和更多的人民受苦。国际社会有责任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波罗的海三国的变化特别令人兴奋。虽然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到了最后，连以前强占三国的苏联都不得不承认人民的要求这种必然的结果。
正如同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成功地重获自由，我相信西藏的同胞不久后也将如此。我们在被占领的四十二年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决心达成这个目标。
我在过去曾多次建议中国领袖，希望能推动化解我们歧见并为西藏问题找到解答的方法。我是以六百万西藏人民自由发言人的身份提出这些建议。
一九八七年，我提出西藏问题五点和平方案，希望能与中国展开谈判。翌年我在欧洲议会演说时又把这个方案详加说明，提议西藏和中国形成某种结盟。但中国拒绝和谈。许多流亡或在藏的藏人都强烈反对我的建议，觉得其中含有过多的让步。因此斯特拉斯堡声明很明显的无法再发挥作用，所以我最近宣布不再遵循那些条件。
我时常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藏人最后必须要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这项决定不是达赖喇嘛的事，也不是中国人的事。这项原则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一九五○年十二月七日对印度国会的演说中说得很清楚：“既然西藏与中国有别，最后要看西藏人的意愿。”
不过我不希望事情僵持下去。世局迅速变化，我相信现在有解决诸如西藏这种长期问题的新机会。我曾要求西藏流亡国会和其他人提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新观念。但最重要的是我必须重申，现在住在西藏境内的六百万名藏人必须对他们的未来有最后的决定权。
中国说，藏人在他们的统治下很快乐，不快乐的只有“一小撮的分裂份子”。我以前说过，藏人的感觉可以在全民公投中看出。但是中国官方的态度使我深感忧虑，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事实现状。只要中国不了解西藏人民一天，就很难为问题找出答案。
中国政府不肯回应我打开谈判局面的努力，使很多藏人对我们所采行的非暴力政策感到不耐烦，尤其是年轻在藏的藏人。中国对西藏发动人口侵略，使藏人在自己的国家内变成少数民族，并使西藏内部的紧张情势正在升高。对西藏人民的严厉迫害和箝制增加了问题的两极化，我非常担心在这种爆炸性的局面下武力斗争随时可能爆发。我要尽一切可能避免这种局面发生。
有鉴于这些发展，我考虑过早日回去西藏看看的可能性。这有两项目的。
首先，我要亲自确定西藏的情形并直接与我的同胞接触。这样我希望也能有助于中国官员了解西藏人民的真正感觉，所以最好有中国官员随行，最好也有包括新闻界在内的外界观察员一起，把他们见闻报导出来。
其次，我要说服我的同胞在争取自由时不要放弃非暴力原则。我能与我同胞交谈的能力可以是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我的前往可能是推动了解和制造谈判解决的一个新机会。
我的访问西藏只有在可以见到西藏人，而且西藏人可以自由与我交谈，不怕被处罚的情况下才能成行。在我而言，必须随时可行，随意可见想见的人。我的许多朋友都很想陪我一起去，他们必须可以自由行动，不受任何限制。国际媒体也必须在善意和开放的精神之下享有这种待遇。
由于必须尽速为西藏和中国数十年来的冲突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我希望中国的领导阶层这次会对我这个新建议有正面的反应。我相信他们可以做出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必须能接受公众的检验，并满足所有设法改变并见到西藏和平的人。
我提出这些预防措施，以便我们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前进，而任何一方面都不能随意从前进中撤退。中国在过去做过很多承诺和保证，但一个都没有实现。一九五一年在拉萨、一九五四年在北京、一九五六年在印度，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对我做过明确的保证，但后来都再三不履行他们有关西藏民族、文化和宗教的一些承诺。
许多世界领袖、国会议员和个人的朋友最近几年都试图说服中共积极回应我的提议，我藉此机会对他们表示谢意，并且希望他们继续支持我们。
我希望中国的领导阶层能与他们的人民、邻居、美国和全世界合作，共同生活在和平之中。只有如此，现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这个古老国家才能在全球的大家庭中享有其该有的地位。这是与佛祖一个建筑在慈悲上、没有敌人、只有和平和真正快乐的世界的理想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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