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提出的“白衣行动”是个很不错的主意。(起初我误以为是海外民运网络会议提出的)我把这个主意告知社民党国内各党部领导人，后再扩至所有有电邮联系的党员。由于hotmail.com每次最多只能群发50个电邮地址，以至手续颇为繁复。

   我觉得“白衣行动”危险系数低，意义却重大，很值得做。不过，虽然危险系数低，但只要还有危险的成分，作为身处完全安全地带的社民党主席，我没有权力向国内同志下达指令。我只能是建议他们做。我的建议还具体为：

   1、“白衣行动”须有照片为证。

   2、照片应有日期。

   3、照片应以该地区地标作背景。

   4、最好能集体进行。若有困难，亦可单人进行。

   5、集体进行时，可以利用业已普及的手机进行联络。就像所谓“快闪族”那样，突然汇集，即刻照相，随即散去。以使当局反应都来不及。

   现在实行情况是这样：

   1、少数党部实施了原定计划。

   2、一些党部或个体党员在到达预定的具有地标性质的公众场所后(如当地的烈士陵园、纪念碑等)发觉有许多便衣警察在巡游，遂取消行动或改在室内进行。

   3、一部分党部和个体党员没有信息反馈。

   根据这些情况，再加上从网络和其他渠道了解到的信息获知，当局对“白衣行动”作了巨量的防范工作。从预先的“警告”、“劝阻”、“锁校门”，到届时派出大量便衣到各公众地点巡防。

   当局的这一做法，与其说是让我感受出当局的心虚，不如说更让我感受到当局的冥顽不化；感受到当局对民主寸步不让的极度抗拒。有朋友说：“对中共既不要存在幻想，也不要绝望。”我则说：我对中共绝望了，起码是对胡温这一届绝望了。

   从时间上来看，仅仅是发生在6月4号一天之内的“白衣行动”究竟能对中共政权产生多大的冲击力呢？可以说没有什么具体的冲击作用，只是让一些民众得以以一种曲折而平静的方式表达了对当年罹难者的追思，和对当年当局的做法的不认同而已。然而，就是这么一点点与当局相左的思绪和做法，都被当局如临大敌，要倾尽全力去彻底地予以消弭。

   我不知道这场全国铺开的对“白衣行动”巨网似的防范工作，指令是来自中共哪一领导机构。是国安总部还是公安总部？但我想，胡锦涛是预先已经知道“白衣行动”的风传的。秘密政治警察一定会把这“敌情动态”向胡锦涛报告。如果胡锦涛还有一丝一毫在六四问题上的“和解”意愿，他就应该在秘密政治警察的呈报上批示：“对民众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不必过于在意”等等。这就暗示，各地警察当局可以对“白衣行动”不予管制。这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中共政权在并未受到实质冲击的前提下，却释放出一丝善意。这善意犹如严寒中的一缕暖风，给人们以解冻的希望，哪怕这希望还十分朦胧依稀。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明了了。中共最高层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我不知道那些对“和解”寄予莫大希求期盼的朋友对此作何感想。

   我在前面已经说了，“作为身处完全安全地带的社民党主席，我没有权力向国内同志下达指令。”但我还是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在“白衣行动”已有广泛宣传的情况下，无论是我们社民党还是其他民运组织、人权组织、维权组织，都没有敢于以“白衣行动”挑战中共警察当局。也即，在发现当局密布便衣警察后，没有敢于按原定计划实施“白衣行动”，并与前来干扰阻止的便衣警察和随之而来的制服警察进行说理斗争。

   我根据过往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对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洞悉，我推测，即使与中共政治警察们发生争执，其结果是被强行驱离现场，最严重后果是被扣上扰乱公共秩序罪、罚款、行政拘留，不会遭到更严重的政治迫害。

   但是，同样由于自己身处绝对安全之地，我有资格、有权力要国内的人们去作那样的承担吗？当然没有！

   “白衣行动”的短兵相接完全没有出现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民主力量还十分弱小。民主与专制的政治斗争既是理念的斗争，也是实力的较量。中国的民主力量既然如此弱小，有恃无恐的专制政权凭什么会去“和解”？除非是中共党内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尔欣。但那则不是“和解”，而是由共产党内的民主派主导民主转型。可是中共内部有这样的派别吗？曾经有过，赵紫阳等就是。但党内、党外双重的不利因素使赵紫阳无以作为乃至被幽禁十几年后去世。中国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和平的民主转型被大大滞后。二十个春秋过去了，是否还要再滞后二十个春秋？

   有朋友会举出杨佳杀警和邓玉娇刺官，还有瓮安事件和无日无之的维权行动等来说明中国民众的反抗精神。可是我在高度评价这反抗精神的同时还是要说，对个体的报复行为和突发式的自卫反抗行动与理念清晰的、献身式的民主斗争很难比较它们的重量。换言之，如果杨佳没有因杀警被处死，那么他在获悉“白衣行动”的信息后会去进行吗？

   中国社会有那么多此起彼伏的失地农民、失屋居民、失厂工人的维权斗争，可是这些斗争怎么这么多年来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当局采用了得心应手的策略--对纯粹的利益要求，或拖、或给予一点满足，但若一旦涉及政治诉求就予以严酷打击。这是使维权都一直“长不大”的外在原因。而中国知识界的犬儒乃至与中共官僚阶层“分红”，和小康阶层的安于现状明哲保身、以及民众的短视与实利，难道不是内在原因吗？

   对中东某些社会群体的恐怖主义倾向当然要予以严厉谴责和坚决遏制。动辄在公众场合引爆炸弹，炸死大量无辜民众是多么凶残冷血的行径。但若暂时撇开这一层，我们就不能不叹服他们视死如归的胆量精神。那不是个体的报复行为和突发式的防卫过当，而是为了一种理念去献身。(当然他们的理念是荒谬的、邪恶的)他们是以赔进自己的生命作代价。中国一个董存瑞就讲了六十几年。可知那是在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何况还有军令在身。在那种情形下，人的精神系统已处于一种异常状态，瞬时的正义冲动造就着战斗英雄。但是，那些中东民族的“自杀炸弹“们则截然不同。他们在那天起床后，看到的是阳光明媚、花香鸟语、河水潺潺、车水马龙……但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将在今天结束，结束在残忍之中，也结束在冷静之中。这种勇悍岂是董存瑞式的战场冲动可以比拟。有人把这都归结于宗教的力量，但我觉得除此之外这还应与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有关。奉行“好死不如赖活”哲学的汉民族永远与恐怖主义无缘。对于世界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福音。一个十三亿人口的民族如果具有恐怖主义倾向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另外，这对于中共政权也是个福音。它就是吃准了汉族人的这副德性，才敢对精英们的“和解”呼吁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对民众的维权斗争分化瓦解之。

   我们中国汉民族如果具有百分之一中东民族的那种血性，一亿人口的大明怎会亡于区区三十万人口的女真？以血腥屠杀入主中原的满清又岂能能奴役华夏二百六十七年之久？中共政权又如何能“稳定”六十年尚未见穷期？“白衣行动”又何至毫无波澜，不见涟漪？

   我们许多民运理论家们在大谈中国民主转型的种种有利、不利因素时都忽略了、或刻意避之不谈民族特性这一因素。对此，我也深表理解。因为引入这个讨论往往会招致误解，给自己带来麻烦、困扰。看来，我也该就此打住了。

   刘国凯

   2009．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