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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
——2007年8月18日三味书屋演讲
【武宜三按：180多万右派分子的第二代中出了许多优秀分子，章立凡先生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在他的温文尔雅中，透出的是他尊翁章乃器的傲骨和博学。他的这篇《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虽然发表于两年前，但你今天来看，却不过时。他把中国共产党怎样欺骗、玩弄、收买、迫害、摧殘“民主党派”的无赖伎倆，刻画的淋漓尽致。中共不但自己侵吞民脂民膏，而且还拿去豢養“民主党派”。以至现在的8个“民主党派”既不像婊子，又不像丫头；既不像篾片，又不像契弟。文不如五毛党，武不如城管队员---不知成了什么东西。作为中国人，何其不幸，我们做牛做马，却养活了这么多狐群狗党---法西斯党和它的帮闲党，让他们来吸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还要让我们对它们感恩戴德，还要让我们听它天天吹牛皮---稍有不如它们的意，那个法西斯党就要让我们遭殃。】
各位下午好。今天的话题不一定有那么强的故事性，而且时间的跨度比较大，我会从60多年前一直说到现在，有可能说得不够全面，我讲完以后大家还可以继续交流。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在切入主题之前，我首先，想对党这个词做一点分析。我想我们这几十年来所理解的政党，和通常使用的党派概念略有不同。如果按照政治学解释，党派或者说是政党，应有独立的政治主张、自己的组织机构和独立的经费来源，而且应有自己的代表性，就是说它代表了某些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它要为这部分人说话，争取他们的权利。比照这个概念，以今天看来，现有的各民主党派就不具备这些明显特征。但是他们曾经不是这样，这是我对政党的一个初步观察。再说说这个党字，党字的繁体字是“尚＋黑”，《论语》版本中的注释是“相助匿非曰党”，也就是互相帮助做坏事，而且是不公开地进行。所以在古汉语里党这个词，含有贬义，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党是那么伟大。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党字完全没有中性的意思。古人对党字也有很多解释，比如“君子群而不党”，就是说在一起结党的人，可能就不是君子，这里多少还有点贬义的意味。当然也有“乡党”这个词，这个词就比较中性，表示居住的比较近，现在陕西方言里可能还有乡党这个词的存在。如果单就汉语概念，贬义居多。如，“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等等，这些都是对党字贬义的解释。
现在，再来分析中国近代的政党。中国近代的政党，在我看来有浓厚的会党成份，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特征。追溯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结社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民结社。就是以秘密结社的方式反抗官府，有些还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种组织往往成为农民暴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另一种是知识分子结社。这种形式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比如，东汉党人就是知识分子结社，组织形式比较松散，相互间有一定的共同政治主张，也有自己的一些政治目标，试图推翻宦官政治的。唐代也有清流党，再往后像宋代也有所谓元祐党人，到了明代就更多了，如东林党以及后来的复社，都属于知识分子结社这种类型。明代的这种结社，在明亡之时，出现重新组合的趋势，就是说知识分子同农民民间会社的融合。这个融合是什么呢？那时的民族矛盾，是反清复明。知识分子不见得有那么多枪杆子，没有武装力量。像黄宗羲、顾炎武、朱舜水、傅青主，这些大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在民间搞秘密结社，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会党，即三合会、洪门这些秘密团体的由来。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同民间反清势力的结合，从事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活动，这是一种新的组合形式。原有的那种农民的秘密结社还继续存在，比如白莲教。白莲教从辽代到清代持续活动了很长时间，它们还带有一种民间的秘密宗教的色彩。清嘉庆年间的林清、李文成起义，实际上就是白莲教的支脉。还有像义和团，它也有白莲教的血统。源于明末清初的洪门，后来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也能看到它们的影子。太平天国虽然借助了西方宗教的形式，但在组织形式上，甚至同天地会（洪门各流派，对外均称天地会）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先生曾经论述过这些问题，他认为，白莲教演变成了义和团，天地会演变成了革命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末反清革命，包括同盟会的组成，也是采用知识分子同民间秘密结社的融合方式。这种方式很有趣，你看结成同盟会的这几个团体，比如兴中会是湖南的，它的背景是洪门，还有哥老会也被同盟会的反清势力结合了。从这种组织形式来看，此后演变成近代政党的时候还带有相当浓厚的会党色彩。会党色彩是指组织方式是家长制，它是有山门的，而且在这山门里另有山头，分成不同的各派。在它的内部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纪律，也有帮规。如果违反帮规，就通过严格的措施处置内部叛徒。以这一套办法观察近代的政党，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全都承袭下来了。政党内部也有严密的组织，也有残酷斗争，存在着无情打击。对外又很团结，内部的事务按本帮的帮规处理，外人不得插手。
现在让我们反思这套组织形式。国民党成立的时候，又加入一个东西，就是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同西方政党那种比较松散的结构不同。比如在美国，这一届登记选民，我登记共和党，下一届我觉得民主党好，就说我是民主党，它没有严格的程序，也不用宣誓，组织很松散。但是国民党形成的时候不是这样，既承袭了原来中国传统会党的这套组织形式，又以俄为师，接受了列宁的这一套，对自己的政党进行规范。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都是一样的，都是列宁式政党。所以，我们观察国共两党，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当然，这个话题扯的比较远了。再回过头来说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这种色彩相对淡点，比较接近西方政党。民主党派在主张上普遍采用西方的，推行民主宪政，要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民主党派是从民国初年开始形成的。在第一届国会召开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政党，这些政党有的就延续下来。现在大家已经不太注意的一个叫国社党（国家社会党），它的领导人是张君劢，后来改称民社党（民主社会党）。民社党由国社党和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1946年8月15日成立于上海，自称“以民主方法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为宗旨。他们在血脉上是相同的，都是由原来主张君主立宪发展来的。还有一些政党，像五四时期的所谓“少年中国学会”这些人，他们后来发展成青年党，但不是全部，因为少年中国学会此后也走向分化。曾琦、左舜生、李璜曾经创办《醒狮周报》杂志，大体上就是这个系统的人，后来他们组成了青年党。再晚一些，又产生了我们看到的农工民主党，又叫第三党。第三党派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在大革命接近失败、国共即将分裂的背景下，由部分脱离中共的人士和一些国民党左派组合而成，政治主张既不赞成国民党，也不赞同共产党，是为第三党。其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谭平山，谭平山是一个兼跨国共两党的人物，虽然他是共产党员，但脱离了共产党。谭平山之后的主持者就是邓演达，后来被蒋介石杀害，其后的领导人是章伯钧。虽然这部分人既不赞成国民党，也不赞成共产党，但他们还忠于一些在国共合作时期社会改造的理念，比较接近社会主义，与现在国外的社会民主党的主张相似，所不同的是他们也搞武装斗争。还有一些政党因为非常多，我不能尽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政党就是致公党。它实际来源于洪门。在国父孙中山先生在美洲华侨中串联闹革命的时候，他曾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的红棍。所谓红棍，就是帮会执法者，职掌惩罚。孙中山本身是革命家，但有些著作认为孙先生也是黑社会人物，我们现在看很多革命家可能都是来自黑社会，都会搞恐怖活动，至少在那个年代是这样。意大利的烧炭党，性质上也是秘密会社，不过它有政治主张，不像如今的黑手党，只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标。中国洪门这一系也是如此，它也干一些非法的事，但它有一个反清复明的主张。因此，在这个前提下，孙中山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推翻满清王朝。
致公党创始人是陈炯明，孙中山同陈炯明反目后，陈炯明就创建了致公党，目的是团结海内外的袍泽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陈炯明与孙中山不同，孙中山主张武力统一，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所谓“联省自治”就相当于联邦制的国体形式。致公党会党色彩比较浓厚，与其他的知识分子政党有所不同。我现在已经说了几个党，有些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或者到了海外。下面，我们就谈谈还继续存在的政党情况。这就要从抗战时期说起。
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民主党派就是民盟。它是由“三党三派”组成的，三党就是刚才讲的，一个青年党、一个民社党、一个第三党。三派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派和沈钧儒的救国会派。救国会派形成于抗战爆发前，于1935年底成立。这个“三党三派”在抗战爆发以后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他们的领导人有很多都是国民参政员。这些人希望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一个第三势力来制衡国共两党，所以，他们在1939年就有了一个组合，一些主要的国民参政员和少数无党派参政员发起创建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又发展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后发展成“民主同盟”。这是现有的民主党派里一个主要党派的来源，它的成分主要是一些崇尚西方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能够在国共两党之间起到制衡作用，并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在抗战时期，曾经有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这两次运动的发起都与第三势力党派有着很大关系。
在抗战行将结束之时，政治家们都在思考中国未来走向的问题。蒋介石让陶希圣给他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陶希圣在书中提出了一套中国未来的建设规划。当然，张君劢先生对中国未来宪政规划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早年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上世纪30年代起，他又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做过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及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并主持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
当时，中共也面临一个问题。按照美国的设想，战后国民党政府不能实行一党专政，要成立多党的联合政府。这是美国方面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涉及到共产党军队怎样处理的问题。对此，国民党提出收编中共军队，在政府安排职位，在中国搞民主政治的对策。共产党不会轻言放弃，它几次濒临绝境，在抗战的缝隙中恢复壮大，现在却把军队交出，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件很难的事情。作为回应，中共把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作为交出军队的条件。这个条件与所谓的第三势力的主张是一致的，共产党把第三势力对于国家未来改造的方案全盘接过来，而且视为道义的大旗高高举起，是一个很高明的办法。收编军队可以，但要开放政权，我提出的各种要求必须达到。在此背景下，1945年7月，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等六位参政员访问了延安。所谓“窑洞对”，就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做的表态。黄炎培问毛泽东：“怎么能摆脱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句话让人听来甚是动心。民主党派或第三势力与中共的蜜月由此开始。在此前，作为在野党，他们之间有合作，有支持，但共产党有军队，说话腰杆子比较硬，民主党派有文化，说话也会有人听。这种相互合作，对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局面，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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