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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中国城市教会的兴起及前瞻之一
中国城市教会的兴起及前瞻
--金明日牧师访谈录之一
余杰(首刊于《真理报》加西版2009年7月号)
金明日简历
朝鲜族，出生于黑龙江，一九八六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一九八九年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之后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两年后接受上帝之呼召，放弃世俗职业，入燕京神学院学习。毕业之后，金明日在神学院任教并在北京一家"三自会"控制下的教会担任牧师。二零零二年，赴美国富勒神学院学习，研究新约神学，获神学博士学位。二零零七年归国，担任北京一家开放的独立教会--锡安教会的牧师至今。金明日是积极推动城市教会公开化的牧师之一。
在绝望之后有盼望
余杰：金牧师，你好，在旧金山“一代人的见证”大会上，我曾经听到你分享个人的信仰经历，很受感动与鼓舞。可惜，那次每个发言人只有五分钟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比较完整的见证。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单独倾听你的分享。
金明日：我出生于黑龙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一九八六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之后，在一九八七年，我开始去教堂。我家里没有基督教背景，父母都是循规蹈矩的农村人，对基督教相当排斥，是我自己想去寻求人生的真谛。
我生命的转折与"六.四"有关，"六.四"的经验在我的生命中已经"内在化"了。当时，我是一名三年级的学生，不是那种最热心最积极的参与者，但与大部分的北大学生一样，是赞同和支持学生运动的，也多次参加游行活动。六月三日、四日的时候，我不在北京。我记得很清楚，四日清晨，我在泰山顶上看日出，下山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高音喇叭在播放“美国之音”的消息，这才知道北京的军队开枪了。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高音喇叭中居然在播放“美国之音” 的消息。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仿佛天崩地裂一般，决定立即赶回北大。
六月五日的清晨，我抵达了北京站。此时北京的情形与几天前离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整座城市都处于瘫痪状态，没有公交车，人们纷纷离开这座城市。回到北大之后，老师们都劝我们赶紧回家。我一边整理自己的物品，一边流泪，整个人被一种绝望的情绪所笼罩，原来的世界全都破碎了。
不久以后，学校通知大家复课。回到学校，继续学习，但已经是物是人非，有同学永远离开了我们，我自己也像死过一次一般。那是一九八九年秋天，我突然接到教会的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说崇文堂的一位老姊妹过世了。这位老姊妹跟我在教会里有一些来往，一直都在关注我的信仰状况，一直都在为我祷告。据她的亲人说，直到她患肝癌去世前夕，还在为我信主的事情恳切地祷告。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相当地感动，要知道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没有自我的，没有独立性的，是很少被爱的。"六.四"之后，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拒绝、被拋弃、被欺骗的人，在高压下连话都不愿说，也不愿看官方的宣传报道。那时，突然得知有这样一位老姊妹牵挂我、关心我，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被触动了。
余杰：我是九二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那时的北大与八九年的时候相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业浪潮席卷校园，但我仍然感觉到当年残存下来的绝望与虚无的氛围。在我的同龄人中，有“六.四”情怀的人寥寥无几，也很少有人思考生命的意义的问题。
金明日：就在那个人生的低谷，原来的那些理想都破灭了，上帝却拣选了我。我去参加在八宝山举行的那位老姊妹的追思礼拜，那是一个最普通的基督徒，除了上帝之外大概很少有人关注她。但就是这样一位老姊妹，心中却有爱。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死去的人的遗体，突然感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躺在这里面，不知会有几个人来看我的遗体。"六四"同学的死难才过去几个月，死亡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当时我还是唯物论者，在唯物论者看来，死后人就变成了灰尘，就再也不存在了。
那天我流了很多泪水，既是为那位老姊妹而流的，更是为自己而流的。我听到周围的基督徒在唱歌，他们唱的是"经过约旦河与天父见面"，听到这歌声，我非常感动。以前，我们村里也有基督徒的葬礼，父母都很反感，认为子女不烧香、不倒酒、不磕头，是不孝顺，而且还在葬礼上唱歌。这一次，我身临其境，觉得基督徒的追思礼拜，意义与中国人传统的葬礼完全不一样。我感到信仰是勇敢的，不是逃避现实；以前我听不懂教会内的用语，是因为我没有处在那种光景里。我发现基督徒的歌声里有一种强烈的盼望，这是一般人没有的。我想起读过的丹麦哲学家齐克果的一句话："信仰需要付出代价，但不信仰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是的，绝望是因为没有盼望的原因。以前听不懂上帝的话语，觉得上帝没有存在的必要。但这一次的追思礼拜让我意识到上帝很重要。
那一天之后，我便开始积极参加教会的聚会。那时真是如鹿渴慕溪水，再长的讲道也听得津津有味。还参加查经班，虽然"同学"都是老人家，上周查完的经文，这周他们又忘记了，还得重新开始。但我还是如饥似渴地倾听，做笔记，也很热心地在教会中服事，比如打扫卫生等等。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关心我，我是教会中唯一的北大学生，那时的大学生很少去教会的。
这时，开始面临毕业的问题了。同学们都忙着毕业设计，看我整天往教会里跑，都劝我说，不要弄得毕不了业，一份北大的文凭对未来的生活是可靠的保障。但我当时考虑的中心问题是：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我是谁？我为什么而活着？
我学的专业是地球物理，一直以来都是科学的信徒。要让我相信像神话一样的《创世纪》是事实，与我所受的科学教育是矛盾的。
那时，教会有一位来自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到中国来短宣的弟兄。他一直在注意我，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想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吗？"我一听这话，心中有点恼火："难道我是假基督徒吗？"他看到我的神情，便对我说："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只参加聚会、查经、服事就可以成为的，真正的基督徒是耶稣与你的生命发生了联系。你若有内在的需要，就去敲门，向主敞开你的心，主就进入你心中。"他的话带有不由分说的力量，却给我极大的震撼。
这时，我感到自己是一个需要被上帝拯救的人，便跪下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主的同在，我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主。我流着泪，心中却有大喜乐。聚会结束，我骑自行车回北大，四十多分钟的路程，一路上我都在流泪，我的里面有看见，那种喜乐是谁也夺不走的，就好象一个孩子被人欺负之后回家，父亲早已在门口等候，孩子看到父亲伸出来的拥抱的手，一句话也不用说，便痛哭流涕了，所有的委屈都在那一刻得到了安慰。
那天是我重生得救的日子，我被圣灵大大地感动。我们教会是下午聚会，聚会完回学校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一路上我看到路灯下沉默地奔波的人群。一九八九年的秋天是我所经历的最为阴暗沉闷的秋天，"六四"让这个世界整个地翻转过来，绝望抓住了每一个人。我在这种压抑的情绪下生活了许久，第一次感觉到人生如此美好，北京如此美好。正如C. S. 路易士所说，对美的体验是上帝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宝贵礼物，我们应当怀着感恩的心接受这个礼物。
我回到宿舍，同学们都在打牌。"六四"之后，几乎所有的北大学生都沉迷于打牌，这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以虚度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的方式反抗。有个同学嘲笑我说："老金啊，上帝对你说话了吗？"我大声回答说："上帝真的对我说话了！"那个时刻，我被基督的爱所充满，感到立即要为大家做点什么，便跑去为周围的三个宿舍的全部同学打开水，跑了很多趟，打了十多壶开水。这样的事情在大学里从来没有过，大学生们都爱偷用别人的开水，而不愿自己打水，更不用说帮别人打水了。大家都说，教会真是让人变得善良的地方。但我却清楚地知道，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上帝安慰与接纳了我。
余杰：鲁迅说过：“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同。”他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不认为未来有一个“黄金时代”。你却在绝望之后得到了永生的盼望。那么，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很快便走上了全职事奉的道路吗？据我所知，在九十年代初，很少有知识分子选择当全职牧师的道路。当时有没有生存方面和家庭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你又是如何解决的？
金明日：我信主之后不久，就知道自己一生要做什么，要为真理而活，要做一个传扬福音的人。当时我在缸瓦市的一家教会聚会，他们缺乏讲道的牧师，那时规定很严格，没有北京户口的人不能讲道。我毕业分配在北京，有北京户口，是北大毕业生，有文化，在圣经方面又很有追求，所以大家让我来讲道。
那个教会只有三、四十个人，尽管是"三自"系统的教会，但当时北京控制非常严密，在我讲道的时候，派出所的警察和安全局的官员就混在其中听。我被圣灵充满，就放胆讲道，大声疾呼这座有罪的城市赶紧信主，不然就要灭亡。我将每一次的讲道都当作最后一次。感谢主的保守，一直没有出什么事情。
家里人对我热心于教会的服事非常不以为然，他们专门安排我哥哥来劝说我。哥哥帮我介绍了一家外企的工作，收入很高，但我心中始终不得平安。两年之后，我遇到燕京神学院的吴慕迦先生，他当年曾经为信仰坐过牢。他跟我一接触，知道我的愿望之后，就对我说："你来我们燕京上学吧！"
通过了入学考试之后，我决定辞去工作到燕京神学院念神学。当时，我还不敢跟父母说是去念神学，只是说要学习。父亲知道了之后便说，年轻的时候多读书总是好的。母亲很细心，仔细盘问我到哪里去念书，当她知道我是去念神学之后，差不多气得昏了过去，躺在床上好几天不理我。后来，母亲对我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人生很短，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她以为我是经过"六.四"之后，对这个世界灰心失望，看破红尘要出家当和尚去了。第二句是："中国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是坚持无神论的，你们信有神论的没有好下场。"她知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是无神论，与有神论是冲突的。第三句是："你的妻儿谁来养活呢？"她考虑到了我们小家庭的生计问题。母亲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她是从生活中得来的朴素的智能。
但是，上帝为我开了道路。我妻子当时在北大进修，她支持我的选择，停止了学业，进入一家日资企业工作，以此来支持家庭。我成为文革之后第一名进入燕京神学院学习的北大毕业生。经过两年的学习之后，第三年开始在神学院任教，并到一家教会牧会，有近十年之久。二零零二年我去国外念神学，二零零七年回国。六月三日，锡安教会汉语堂从七个人开始；六月五日，朝语堂从二十多人开始。有一家有三、四十人正在寻找牧师的教会也加入了。第一年，教会超过了三百人；第二年，教会发展到五、六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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