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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华:走进毛贼洞时代
林保华:走进毛贼洞时代
作者:林保华
(2006年12月27日)
毛贼洞时代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是回想到那个年代,就像做了一个恶梦,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走过来了.但是如果再经历一次,肯定走不过来了,也许就像那八千多万同胞一样,在毛贼洞的魔影下埋葬了自己的一切.因为这样,每当想起已经受难的同胞,也担心其他人可能重蹈覆辙,所以还不时要把这个时代的经历说出来.
一,海外的毛贼洞时代
第一次看到“毛贼洞”这个名词,还是在印尼梭罗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是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间,二战结束,荷兰人回到印尼,印尼人正开展独立战争.我们华侨公学(小学与初中部,家父是校长,家母是老师)一位青年教师私下借给我看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我不但知道了毛贼洞这个“好人”,还知道共残党是代表正义的“穷人党”.小学毕业时这位黄老师在我的纪念册上勉励我要做“小鲁迅”;而他则在一九四九年回北京,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印尼语播音员.这是中共统战我的开始. ( )
这个时候,中国正发生惨烈的内战,到一九四九,梭罗可以看到华文的“进步”报纸,我每天追踪共军的捷报,精神亢奋,思绪翻腾.父母决定迁居到首都雅加达(当时叫“巴达维亚”),准备随时回国,不再在印尼寄人篱下.此时,毛贼洞成了我敬仰的政治领袖;社会主义中国成了我向往的目标.
在雅加达,我入读新华学校读初中.后来知道校长杨新容是中共党员,加上后来回忆起一些老师的情况,因此相信该校应有中共的党组织.读初二时,适逢韩战爆发,班级订立爱国公约,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美国电影,拒看“反动”报纸.本来资讯已经偏重一方,这下更是“一言堂”了.奇怪的是,在印尼那个国家,这种公约对我们也有约束力而不敢违反.从此接受的就是来自共残党的资讯.
既令开始对南韩发动战争还有点怀疑,但报章上一面倒的信息,在印尼举办的抗美援朝展览,以及中国迅速出版有关抗美援朝的文艺作品,因此最后我都相信韩战是美国发动的.一直到文革后期看到内部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提到北韩发动韩战,才知道自己被骗了二十多年.
那时,雅加达开了一家南星书局,专卖中国出版的书籍,我的大部分零用钱就用在那里.那个时候,我会唱许多革命歌曲,助长革命热情,加上强烈的民族主义,比在中国还中国.高中入读巴城中学,也是中共控制,党员比新华还多.
二,二十一年的资讯封 锁
我在中国生活二十一年,整整就被封 锁资讯二十一年.
一九五五年回到了中国,自然只能靠官方喉舌获取资讯.唯一“例外”的,在广州参加高考后到上海姨夫家里时,因为他是一级教授与“民主人士”,家里有“参考消息”,比他人可以获得多一些的外电资讯.当然,即使外电,哪些可以给他们知道,哪些不可以,也由党来决定.一九五六年十月发生“匈牙利事件”时,我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油印了一些外电资讯给我们看,使我们了解多一些事件的有关情况.由美国左派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写的“斯大林时代”在内部出版后,也允许我们购买,使我们对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有初步认识.之所以让我们享有资讯方面的小小特权,想来是因为我们是政治理论课专业,需要比一般的“愚民”多了解一些情况;何况能入读这些专业的,“政治觉悟”应该比较高,这点“抵抗力”还是应该有的,而校方也给我们做消毒工作.例如了解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镇压民众时,要我们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因为世界上没有所谓“客观立场”,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出兵让匈牙利留在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听任匈牙利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呢?当然要选择前者才对革命事业有利,这就是无产阶级立场.这种“立场论”最后演变成为了实现共残主义目标可以不择手段.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粮食放卫星的谎言与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我们也被蒙在鼓里,还积极参与“反右倾”,甚至文革打倒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一九七六年到香港后,才知道大饥荒死了许多许多人.这是除韩战以外,我所感受被欺骗的另一个重大事件.
其实,就是我所学习的中共党史专业,好多真实史料不让我们知道.学校提供“内部出版”的参考资料经过选择,且不说被歪曲的史料,包括有的人名用XX代替,有些资料须党员才能看,或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看.文革爆出许多中共内幕,才知道过去所学是许多假东西.例如以前所看到的XX,原来就是后来的党国领导人,以前也是反毛的,例如周 恩 来、陈毅等.
也是在文革后期,因为家母带了有短波频道的半导体收音机给我,我瞒着家人收听“敌台”,以了解更多资讯,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从“敌台”那里首先知道的.
正因为资讯的封 锁,所以小道消息流行,真假难辨.特别是文革后期,因为对批斗已习以为常,大家胆子也就比较大,便相互交流大家听来的小道消息,或看到内部出版书籍的一些内容.由于当时党内斗争相当激烈,小道消息更是满天飞,我们一些可靠的朋友会聚在一起讨论分析.包括后来传抄一些周 恩 来假遗嘱,我被人家“揭发”,所幸因为“战友”保护,没有酿成大事.有关江青有许多“面首”(姘头)的消息也到处流传,那是“老干部”收拾江青前,先把她抹黑的舆论准备.一直到十几年前毛贼洞御医李志绥的回忆录出版,我才清楚根本没有那些事.
三,严密的政治组织控制
一九五五年回国刚进入深圳,便要填一堆表格.除了写自转,主要是履历、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等.那时还搞不大清楚什么叫“社会关系”,原来是指亲友.一般说,关系密切才要写,但是如果关系不密切,但是可能那人的身分比较重要,或者思想特别“进步”或“反动”,为了让“组织”更了解自己,也就写上.这些表格里最难填的是要把家人与亲友的“表现”写上,例如思想是进步还是反动;问题是人的思想不是这样简单的两分法,所以还要想出一些其他的辞汇,如“开明”或“落后”.特别是要给自己的父母亲写表现时最难办了：写得太差,对自己不利,也违背人性;写得太好,万一组织发现不完全是那样,又担不了“欺骗组织”的罪名.
写自转考虑是否留底,手抄两分太辛苦,用复写纸又会被发现自己留存底,难道编造了什么害怕忘记吗?还好当时我才十七岁,经历简单,读书读过来的,也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所以就不留底了.而在履历的每个阶段,还要列出两个证明人,以便组织可以查证.当然要找党团员或“进步人士”做自己的证明人,这样组织可以相信,我有这样的证明人,也“与有荣焉”.
这些自转、表格装入档案袋成为每个人的档案.每到一个新单位,都要重写重填一次;加上每次政治运动以后,都要写自己的“思想小结”,还有组织的“鉴定”,也就是组织对我们的评价(我们当然不知道内容),所以档案越来越厚.如果还有人给单位写过检举揭发信件,不论问题查清了没有,也放进档案里面.这些档案资料一生一世跟我们跑,甚至跑得比我们快.到一个新单位,人还没有到,档案先到,我们一报到,领导已经看过档案,知道来人是什么货色.
我在大学教政治课时,因为不是党员,而且有专职的政治辅导员,所以不能看学生的这些档案.但是后来被踢到接近高中程度的半工半读学校后,那里的政治辅导员不一定是党员,所以班级里调皮学生的档案也让我看,以便可以更好的“教育”他们.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例如家长是一贯道成员的都记录在案.
文革期间,领导要整什么人,抛出档案里的一些材料就可以了.问题是有的材料连当事人都不知道,是有人检举的.有的人表面上很风光,材料被抛出后才知道自己是被“内控”的.文革后期与结束进行“平反”时,多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作为结论来搪塞.中共为表示诚意来抚平被害人的愤怒与怨气,有的就把档案里的“黑材料”当众烧毁.文革当中有大字报说我是“漏网右派”,因为我在反右时被批判过.也有其他单位“专案人员”来找我调查以前同学的情况,因为我是他们某个阶段的“证明人”;如果有私心或偏见而落井下石,那就害人了.
若干年前,看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所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始末”,才知道这一套控制与整人的制度是四○年代在延安成形的.当时的“抢救运动”就已经冤枉了许多向往延安而投身中共的青年.延安的红色恐怖,是反右、文革红色恐怖的先声.最近看张戎的“毛贼洞---鲜为人知的故事”,又知道这一套是二○年代末期在江西苏区就开始的,是周 恩 来从苏联搬来的,获毛贼洞激赏.
四,依附于政治的经济民生
一九五五年刚回国时,对比较艰苦的经济生活还没有特别的感受.因为在大城市里,上饭馆吃饭还不必交粮票,副食品也还比较丰富.再就是自己身体里的“油水”还有存底.
但是因为在印尼还可以听见一些负面新闻,加上回国应付高考学习政治课时老师批判“统购统销搞糟了”的反动言论,其中涉及粮食定量问题,所以也引发我的一些好奇.一九五六年暑假家母回国观光,我们一起到厦门我父亲的老家,祖父是医生,但是叔父与姑母是农民,而且是贫农.我就询问叔父这件事情,他说粮食的确不够吃.当时我很吃惊,怎么为人民服务的共残党不让农民吃饱呢?何况他们还是响当当的贫农.
当时因为到各处都要携带“粮票”而颇为不便,全国各地有不同的粮票,在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向粮管所领取.要出外旅行就要单位证明到粮管所换取全国粮票,否则寸步难行.那时“反特”小说、电影流行,我才体会到为何国民党特务不论空降还是登陆,不久就被抓获.
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共号召“大鸣大放”,要我们帮助党整风.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绞尽脑汁想提什么问题好呢?看到社会上有人说农民生活苦,吃不饱,我就在班级政治学习时,也把我听到的情况说了.结果后来成了“右派言论”.
在大学读书期间,常常下乡劳动,特别是五八年大跃进期间在乡下半年,粮食定量都有提高.那时才感受到从事体力劳动与油水不足对粮食的需求.但是真正感受到粮食不足,是六○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后,粮油副食品供应突然减少,平时食堂里吃饭,不敢超过定量标准,怕无以为继,只能在饭后拼命喝酱油汤来撑饱肚子.所幸家里汇款可以有粮票、油票、肉票、糖票的优待,还有姨夫家庭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优待,所以情况较其他人好,所以有时也把自己的东西与同事“共残”.当时上馆子要付粮票了,吃完东西离座时,门口的乞丐冲进来舔碗底.那时还万万想不到农村饿死人,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共残党,怎么可能让人民饿死?当时还听说这些安徽来的乞丐要出来行乞还不容易,因为须公社开介绍信.所以还认为只是家里特别穷的农民,才准许他们出来行乞,一般农民既使粮食缺乏,也还可以捱得过去.同事中有出身安徽北部农村的,那时饿死许多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提起这件事情.想来是怕我知道后会“里通外国”造成恶劣影响.唯一知道情况不太妙的是一位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同学,他是出身浙东山区的贫农,人品非常好,整风时也因为说农民生活苦而被批判.他私下告诉我,他的妹妹因为没有饭吃而卖身一样嫁出去.鉴于反右的教训,我十分同情而无言以对.文革后期,一位亲戚告诉我在四川看到农民在街边出售自己的孩子,才使我重新审视中共的农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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