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风车大战

   《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全文分为五节。第一节1447字，先是讲述自己得知郭钱公案的经过，然后介绍自己评论这一公案的资格(“《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从未听说过有谁……揭发抄袭”、“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等等)。第二节2572字，评论《互校记》第一跋，指控余氏篡改引文，栽赃陷害郭沫若。第三节4664字，评论余氏《互校记》正文，为郭沫若辩护。第四节1257字，评论“钱穆抄袭案”，说“钱穆在抄袭一事上并不比郭好多少，甚至还更加恶劣”。第五节1810字，为郭沫若的“人格”辩护。

   据《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的尾注，这篇文章完成于1999年4月12日。但是，在此之前的一天，其中的第二段就被方舟子以《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为题，提前发表在新语丝网站。显然，它是方舟子的得意之作，也是可以独立于《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的。因此，我们就先对它进行分析。

   (1) 方舟子奋勇战风车

   凡是读过小说《堂吉诃德》的人，一定会记得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故事。那是唐骑士出征后的第一次大战。当时，这位勇猛无比的堂吉诃德将高耸的风车当作邪恶的巨人，拍马上前，挺矛向风车刺将过去。而这场大战也就在这一刺之后嘎然而止：唐骑士被转动的风车卷下马来，摔得鼻青脸肿。

   笔者N年前初读这个故事时，虽然被它逗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但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这等奇事真的发生。可是，在塞万提斯过世四百年后，好像专门为了证实塞先生并非凭空虚言，方舟子先生亲自出马，现身说法，演出大战风车活戏。

   原来，在《互校记》第一跋中，余英时一方面对自己的文章在发表三、四十年之后“仍不甚为世所知”感到忿忿不平，一方面又要证明这篇文章确实产生了影响。他的证据就是，对方曾“作出了间接的然而又是针锋相对的反应”。余英时的证明过程如下：

   “郭沫若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但是中共官方学术界似乎曾注意到它的存在，并且作出了间接的然而又是针锋相对的反应。几年之后白寿彝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通篇都是用下流的暴力语言，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他的《学步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的，而且处处以吹捧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供欣赏。”(见《犹记风吹水上鳞》，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133页)。

   不幸的是，上海远东出版社在出版《钱穆与中国文化》时，对这段话(以及余氏抄摘的白寿彝文字)作了点儿手脚，改成了这样：

   “《十批判书》的作者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几年之后《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的，而且处处以吹捧《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供欣赏。”(见该书121-122页)。

   也就是针对这个经过删改的上海远东版余氏第一跋，方舟子刺出了自己的长矛：

   “余氏虽然在这里没有明言《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是谁，但根据上下文关系，一开头就说‘《十批判书》作者’，再说‘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录时又加上‘不打自招’之类的按语，读者读了，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郭沫若未免有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余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过郭的失态证明自己当初揭发得正确吗?我虽然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却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也只是觉得自己见闻不博、记性不佳，不疑有他。但余氏在引文时有一处用了省略号，而根据我阅读余氏多篇辩论文章后所得来的经验，他省略的部分却往往是关键之处，因此就很想知道他在摘引时究竟省略了什么。于是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却还是找不到这篇文章。幸好余氏在引文时，注明了出处是‘《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1－292页。原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这是再版，但文字没有改动’，于是根据书名去找，一找就着。一看文集和文章的作者，大吃一惊，原来并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而是另一位历史学家、仍然健在、刚刚编完了《中国通史》的白寿彝先生！”

   对于任何一位具有正常的中文阅读理解能力的人来说，在读过余氏远东版第一跋之后，都不大可能把《十批判书》的作者与《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理解为同一个人——实际上，仅根据笔者上引的那一小段，就可以明确此点。而语文状元方舟子却能够作出这样的理解，并且扯开嗓子嚷嚷说，“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难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会怀疑方舟子是在装疯卖傻——“正所谓故作迂痴，匪夷之思，我就不知道他是真不懂还是在装不懂了。”(见傅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关于方舟子是不是真的装疯卖傻，笔者将在后文讨论。)

   实际上，即使方语文状元的中文阅读理解能力奇差，假如他稍有史学训练的话，也不会出此大丑。因为考据学的基础就是鉴别、核实所用材料。关于这一点，任何一本“历史研究法”都再三强调。而鉴别、核实所用材料的第一步，就是版本鉴定，即确定版本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胡适曾说：

   “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以上三步工夫，是中国与西洋校勘学者共同遵守的方法，运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学的方法终不能跳出这三步工作的范围之外。”(胡适：《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见《胡适文集》第五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12页)。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书中发现疑问时，他的本能反应应该是怀疑问题产生的来源是不是版本有误：抄写、编辑、排版、印刷、装订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失误。顺理成章的，他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寻找原始版本来核对一下。而方舟子这个戴着中国福建省语文状元的帽子、披着美国自然科学博士袍子的一等一全才，却连这么一点儿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反倒英勇地“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其可笑的程度，较之堂吉诃德误认风车为巨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就算你方舟子阅读能力差、没有受过史学训练，但人家余英时明明先告诉你《钱穆和考据学》首发在《历史研究》上，然后在引文之末标有尾注，再次明确告诉年《钱穆和考据学》的出处：

   “《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1-292页。原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这是再版，但文字没有改动。”(见《钱穆与中国文化》123页)。

   你干吗要像只无头苍蝇似的，先“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然后再“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再说，你既然自吹“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你怎么竟然连郭沫若没有撰写过《钱穆和考据学》、没有《学步集》都不知道？！退一万步说，在“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之后，你总该对郭沫若的行文风格略知一二吧？你怎么能把白寿彝的文章当作郭沫若的文章呢？

   也就是根据这个超出人们想象的愚蠢、无知和自信，方舟子接着“互校”了余氏的引文和白氏的原文，最后大义凛然地宣布：

   “他自负是‘著名学者’，读者会被他所布下的‘为了存真’‘文字没有改动’‘请读者去通读全文’(指《钱穆和考据学》)之虚张声势所吓住，而决不敢怀疑他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他的跋语已发表七、八年，《钱穆与中国文化》在大陆也出版了四、五年，不就从来没有人去查核原文吗？连我这样早就不齿余氏文风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下作至此，一开始也被他蒙骗了！他竟然还一再援引陈垣先生的告诫‘引书非亲睹不可也’、‘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教训已故沫若先生和读者，套用白先生的话说，‘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我写到此，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我们无法知道塞万提斯在得知方舟子大战风车的事迹之后，是否会写一部《方吉诃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即使他写，也绝不会比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更精彩。这是因为，在《堂吉诃德》中，风车只是一个被动的东西，它所产生的也不过是机械的反应，而堂吉诃德在吃了一堑之后，从此就对风车敬而远之。而我们的故事则不然：风车说话了，堂吉诃德从地上爬起来，又冲着说话的风车连刺了两枪。请看续集。

   (2) 傅老师冷面训弱智

   《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在《书屋》上发表之后不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傅杰就在日本的《百年》杂志上撰文反驳，题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傅文全文引录《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的第二节，然后披露上海远东出版社在编辑出版《钱穆与中国文化》时，曾经对余英时的《互校记》做了这样的处理：

   “为了不让外行轻信余氏的论断，出版社负责人在终审时隐去了郭沫若先生之名，而代之以‘《十批判书》的作者’，这样既使学术界的专家获得辨析之资，又试图减免余说在局外人中的扩散。由於余氏在原书中对白寿彝先生並有微词，遂将白先生的名字和若干语句也一併作了删除。”

   假如面对的是一个普通的作者，傅杰先生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大概也就会是这个百余字的启事了。可是，他面对的是既无知又蛮横的方舟子，而傅杰先生显然当时血气颇盛，于是就又花了三、四千字来教训这位趾高气扬、“在海外多年”的方全才。把傅先生的文字全文照录，会使正文过于冗长，并且会使笔者显得过于懒惰，更可能会产生版权纠纷。而只是零星地摘录，则又有金瓯残缺之憾。怎么办呢？笔者的选择是这样：由我将傅先生的文章缩写到原文的七分之一左右，而缩写的原则是：文字及顺序一如傅文，但删去了一些文字，力保原意不变——此乃远东出版社删改《互校记》之故伎，并非我的发明。在此，笔者预先请求傅先生原谅笔者的冒昧，并且敬告读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诸如误导你们“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亦明文集”之类，自然要由我来担负。我还恳求读者去阅读傅先生的原文，不是因为害怕承担误导之责任，而是因为那实在是一种享受。下面是我缩写的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