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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革命论
两种革命——兼议章太炎的革命论
刘自立
一，革命有两种
革命有几种？这个提问很好回答。
革命有两种，一种是正面的推动历史进程的革命——这种革命预设了革命后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另外一种革命，就是推翻较坏的政权，建立更坏的政权。毛和列宁主义革命属于后者。辛亥革命属于前者。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前后产生的革命好与坏，革命有无必要与必然等问题上，国人迄今争论不休；但是很少涉及革命预设，也就是革命手段是否与革命目的相吻合之关节点。这个问题如果被回避和歪曲，革命和暴力问题是否得当，就会模糊不清，甚至产生曲解和误导。政治学家阿伦特很早就对这个课题提出明确的定义和阐释。她说，世界历史上，做出革命预设的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正面意义上的革命；而俄国革命则否——
“如果说真理是不可以抗拒的，那么，和真理一样，革命，似乎也是不可抗拒的。阿伦特介绍了革命这个词的词源——‘革命’和星体公转是同根同源，具有不可抗拒性；固然，阿伦特对于革命是否带来真理有着严重的怀疑；同时，她对于革命抱着某种真诚的，几乎是不可预知的期待。革命，在她看来，是一种自由和必然的关系——请注意，毛的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论述是尽人皆知的——但是，阿伦特和毛正好处在相反的位置上。毛主张通过对于必然的认识达到自由；而阿伦特，却以为革命的进程往往是必然对于自由的破坏，作为对必然的否定。
“她的说法是：革命的解放之含义往往导向社会革命，就是马克思所谓解放生产力；而革命应该导向的健康局面，是导向自由，是建立自由的公共领域，这就是革命的自由之义；解放之义和自由之义在她看来是冲突的，会产生一个遮蔽另一个的效果，所以，革命不能够只是诉诸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取代政治革命（请注意，阿伦特的‘政治性’论断几乎囊括了她的全部本体论言说；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在她看来是一切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这个政治革命就是建立有序的政治生活结构，也就是我们现在了解的，公民社会中互相得以牵制和得以自由的那种社会。这个社会是通常意义上的民主社会。而这个结构的破坏或者尚未出现，就是社会解放带来的解构和混乱。”（刘自立 《如果汉娜•阿伦特思考中国》）
我们延续其说，中国革命分成一种正面，一种负面之两种革命——毛共革命是否，孙文革命基本上是正面革命。其间，比照两种革命的内涵，可以见出革命是否推动了历史之进程。民国建立，前孙后蒋之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最后一个少民主却并无没有民主之国家制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毛革命，则是反动于历史上所有王朝之革命，之反革命，之反动。产生这样的定位以后，所有片面否定辛亥革命的暴力否定论，都应该得到纠正。唯一一个历史上的“如果”是，如果孙文是一个历史偶然性因素，中国人没有让孙文得逞而执行了清末宪政，是不是孙文革命带来的否面结果或有改观？这是一个不无意义的假设。（之所以提倡设想历史上的“如果”——秉承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之说，就是因为要解析历史规律，并不存在某种革命合理性和革命合法性宣传和洗脑之规律论——胡克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纯熟偶然性之分析，现在看来，很有道理）
我们看，孙文革命之所以导向俄国势力，就在于其价值观的首鼠两端。孙文三民主义以批资本论为先导，承续了欧美价值论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而后来，处于现实的考量，孙文不得不倒向连手苏联，通融共产党，产生其“第二价值论”——而蒋介石纠正了这个苏联倾向，全面剿共，却不幸失败于国际潮流。所以，辛亥革命也是播下龙种，收回跳蚤之革命；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台湾小民主格局建立，多少回到孙文最早之理想，是一个亡羊补牢。于是，孙文革命产生的容忍赤化，被章太炎斥为：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明天启三年，魏忠贤看中碧云寺，预做墓地，扩建之。）
在所谓悼孙文对书里面，有第二赋——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
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怨灵修之浩荡兮”，《离骚》斥怀王句；章太炎用楚、秦关系喻中、俄。）
第三赋——
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洪秀全与孙文关系论；仁智互见矣。）
说章太炎同意孙文赤化和共党暴力，是为滑稽之谈。在此，章太炎之革命论，无非是不同意不对满清进行革命；梁启超斥康言，“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而反对孙文联俄融共之革命——
“这是章先生非常明确的主张；这里并不需要隐讳章太炎反对‘北伐’与‘赤化’。他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哪怕苏俄共产党，他也反对，他更反对北洋军阀暴政，所以提倡‘省治’、‘联省自治’”。 （章念驰《从对章太炎的评价看法》）
1925年，章太炎发表对待俄共与中共之说法——
“他曾明言反对‘广东的党政府’（包括中共及正与其合作的国民党）。盖‘共产’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还在其次。现在的共产党，并非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他们不过借着‘共产主义’的名目，做他们活动的旗帜。”
再，“‘五卅’事件使章太炎态度一变，因外患显然压倒了内忧。他在致黄郛的信中说，他不赞成孙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但孙氏‘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然，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
又，“太炎于1925年末发表通电，说冯玉祥既‘与俄通款’，则其‘叛国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他的结论是：‘中国主权，重在法统之上；苏俄侵轶，害居关东之前。’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当舍奉而讨冯。”（皆见罗志田 《国器章太炎》）
故此，说章太炎一般性支持暴力革命，是为巨谬！其看待俄国革命输入中国，哪怕细节偶有疏漏和误会，大节可观，睿智可贵；是少数知道德莫克拉贼主义之睿人。这一点不可胡来和胡说！
二，章太炎之立宪说与革命说
不能把赞赏反清之革命混淆于不满赤色之革命；不能把反对康有为之保皇态度简单等同于暴力主义论，而回避了章先生反对共产党革命的主张。把这二者混淆起来，就变成章氏赞成革命，就等于赞成布尔什维克革命，赞成毛痞运动和赞成一般意义上的民粹暴力。这完全是荒诞章太炎而不确。重复而言，章太炎的革命论，至少在三个层面可以站住脚：
一是，他主张推翻满清王朝，实行暴力革命（其所谓“革命开启民智”——我们说，要改为民主开启之）。
细尔论之，章太炎关于反满观点，实际上，反对的是钱穆所谓狭隘异族政权的政治局限，就是一般而言曾，胡，李，左的“军机首领，必在宗藩”，“阶位虽高，犹之阉官仆竖而赐爵仪同者。”（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至于坊间所谓章“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之说（见唐振常《论章太炎》），见及其反对整个满族人，是为一错；但是，“驱逐鞑虏”说，难道不是包含反对满族政权之内涵？
章氏所谓反对宪政之所谓，也不外乎他担心君主立宪的徒有其表，实无内涵。他说，“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邪？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而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同上）此所谓双立者，乃是西方选帝候制度发轫以来，各种宗教社会经济政治势力的制衡博弈；清廷是否这样一种权利多元化来源者，否也。所以，章太炎此论不非。更加重要的是，章氏极为有独特见解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立宪与“民变”，是一个双胞胎；没有这样的动乱或者乱动，没有治大国必然不如烹小献之大动，立宪与法制，亦不可得。他说，“长素（康有为）以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既知英、德、意、奥诸国，数经民变，使得自由议政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旝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赐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同上）这是章太炎非常可贵的认识和原则。
立宪也要革命；就是说，立宪不等于不民变，不乱动或者动乱，中国尤然。因为，日本政治和王朝万世一系，正统和道统不发生问题。幕府和德川家康可以融王通政，做成“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说；却还是会有倒幕战争于之前后（见大隈重信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中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统道统失，造反有理。所以，立宪无原则，革命有根据。就会立宪也好，革命也好，弄到一锅烩主义。而历史真实如此；不管康，章如何延说其论。所以，孑然分开立宪＝好事，不流血；革命＝坏事，流血——是为稚騃之见，主观之见——是一个和赞成痞子运动就是中国文化主义革命说之看法同；是为巨谬！章太炎说，“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我们说，立宪之世，岂有一党专政，而犹之？
其实，章太炎也是知道立宪宪政之本义和要害的。唐振常先生在其文章里有一个引述。他摘章绛（太炎）说，“‘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非为也。民主之国，虽代以元老，蜕化而形犹在。其在下院，《周礼》有外朝询庶民，虑非家至而人见之也，亦当选其得民者，以叩帝阍。”“司法不以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想起大隈，阪垣为敌国论——自立加），官府之处分，吏民之诉讼，皆主之（长官；代议者主之——自立加）。虽总统有罪，得逮之罢黜，所以防比周也。”（见章太炎 《代议然否论》——其与《秦政记》之君相制衡论，有互补效果——自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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