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

   美国黑人教授盖茨从中国坐了20个小时的飞机回到家，打不开门，于是叫黑人的士司机帮忙破门而入。警惕性高的邻居报警，警长克劳里迅速到达，看有人随意砸门，不听解释，要看证件。气头上的教授怒火中烧，指责白人警官的做法是种族偏见。警官随即以行为不检的罪名将教授逮捕，把他关了4个小时。这次逮捕迅即成为新闻并引发了一场对种族关系进行的全国性辩论：警察是否因为盖茨是一位非裔美国人而对他进行了不公平对待，或者是这位哈佛大学教授的反应过度？

   也是黑人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事情没弄太清楚就说警察“行为愚蠢”（acted stupidly），这惹怒了警界。在多个警察团体的强烈抗议下，总统打电话给克劳里就自己的用辞不当致歉。白宫发言人也出面解释，奥巴马绝非批评执勤警官愚蠢。

   电话中克劳里建议三人坐下来喝啤酒，奥巴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打电话问盖茨的意见，盖茨也欣然接受。于是，事件发生半个月后的8月1日，总统奥巴马和作陪的副总统拜登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外面的野餐桌上与黑人教授和白人警官举行了聚会，一起喝冷啤酒。据报道，谈话是随意和私下的，大家采用“绅士之间的讨论”达成了一些谅解，并形成了口头备忘录：1、大家谁都混得不容易；2、大家可以存在分歧，但不应该妖魔化对方；3、向心力总是大于离心力；4、不纠缠历史旧帐，碰杯可以化解恩仇。知名黑人人权牧师杰克逊（Jesse Jackson）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以“小聚会谈大问题”形容这次“啤酒会”。他说，盖茨是过度暴力与错误判断的牺牲品，全国应该正视种族歧视问题的存在，设法改善。总统奥巴马说，他需要这种方式，“这不是一次首脑会议，这是三个人在这一天结束时一起喝啤酒，希望能够给人们一个互相听取对方意见的机会。”奥巴马后来说，他应该更仔细地遣词造句，“当一个事件变得非常热门或者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候，经常会导致一些个人之间的互动。而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这里牵涉到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并非完美。”克劳利说，他和盖茨计划再次举行聚谈。他说，他们仍然有很多的话题要讨论。

   “小聚会谈大问题”的“啤酒会”化解了纠纷双方的怨气，阻止了事态恶化的可能——小纠纷处理不当完全可以酿成砸车、砸商店、砸政府楼和砸人头的大灾难，就如当下中国大陆经常发生的恶性事件那样。

   在冲突事件酿成前就想到用“啤酒会”一类的主意给冲突双方“一个互相听取对方意见的机会”，这种作为值得我们大陆执政的大小官员借鉴效仿。如果我们的官员能想方设法给冲突双方“一个互相听取对方意见的机会”，就能大大减少恶性群体事件的生成。执政者多释放善意公众不满情绪自然减少，相反，轻率放狠话即容易将矛盾冲突激化。举西藏新疆为例，去年11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介绍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主要情况时就放狠话强硬回应流亡藏人的“恐怖威胁”：如果有的人想对我们搞暴力恐怖，咱们过去又不是没有交过手，每次交手的结果如何，你们应该清楚。有一些人始终是在搞暴力恐怖来对付我们，结果如何，你们自己更清楚。同样，接受采访的电视画面上，新疆的大员也用“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来描述新疆的闹事者，结果就是不久后“乌合之众”闹出轰轰烈烈的事件。从“白宫啤酒会”我们的官员应得到一些启示——在冲突事件上放狠话是极不明智的，不但无助问题解决而且激化矛盾冲突。

   从“白宫啤酒会”的生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线路：冲突——媒体舆论介入——社会舆论形成压力——总统迫于民意就失言拿起电话……而在西藏新疆等地的冲突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多是：冲突——官员生硬威胁警告——警力粗暴介入——媒体事后宣布“事件由不明真相群众被个别别有用心者煽动引起”。

   一种是柔性处理，化解冲突，阻止事件恶化；一种是刚性处理，加剧冲突，将一些本可消解的冲突苗头升级并推向失控状态。

   除了独立媒体缺位不利真相的展示，民意表达渠道狭窄不利怨气的疏导等等原因，很难说，近来频发的大规模骚乱，部分原因不就是缺乏和解智慧官员的僵硬话语和行为“促”成的。

   2006年4月13日晚，中南海瀛台有一场夜宴，那是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先生款待对岸国民党党魁连战夫妇及随行高层。据报道，胡锦涛和连战互赠礼物，畅饮茅台酒，气氛很愉快。晚宴结束后，国民党政策会副执行长张荣恭向媒体表示，这是一场“单纯而轻松”的宴会。他说，国民党自去年开始“和平之旅”以后，以国共两党的和解来推动两岸的和平。两岸只有通过互动了解更深才好，而国共两党的重要人士这种和谐的互动，也是推动两岸关系、两岸交流更加和谐的重要模式。他还透露，与会者都喝了不少茅台酒，有点醉意。

   正是这样“单纯而轻松”的举杯（知情者透露此前还有两次胡连举杯），揭开了国共党史的新篇章，驱散了弥漫于海峡的紧张氛围，重新拉近了两岸同胞的亲情。

   国共两党近百年走来一路打打杀杀，积下很深怨恨，直至数年前，大陆针对台湾的“演练”炮火还震耳欲聋。08年我获邀观摩台湾总统大选，一周内与政府部门几次座谈中均强烈感受到他们对大陆打压台生存活动空间的愤概。在台大与学生的座谈会上，大多数青年学生在回答“如果大陆进犯台湾你们谁会为台湾而战”时都立即举起手。

   短短近一年多时间，两岸情势迅速趋于缓和，经贸文化往来急剧增加，这些喜人巨变不能不部分归功于“瀛台夜宴”的茅台好酒。

   那场夜宴的隔天，“有点醉意”的连战就释放了许多“善言”：“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应该采取一种与人为善、乐观其成、共存共荣的态度，不要把大陆妖魔化、诬蔑化，认为它是一个威胁”：“从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来看，许多的学者专家都指出来，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人口13亿的国家，长达27年以接近10%的经济增长率在那里昂首阔步向前迈进，这是空前的，这是大家共认的，今天的大陆正在创造奇迹”：“这次‘两会’期间，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开弓没有回头箭’，对于改革开放攻坚的定调让我们感到非常肯定，也非常欣慰。”

   其实，只要“党和国家”也不要把海内外反对派“妖魔化、诬蔑化”，茅台的酒香还可飘散在更宽广的华人世界，飘散在海内外更多不同政见的党派之间。如连战所言，中国如今“崛起”了，崛起的中国除了向世界展现骄人的经济成绩，还应展现中国的政治进步，展现自信大度、宽容慈祥。我以为统战部不妨学学“中台办”，也可邀请海内外反对派异见人士考察了解大陆一些地区的“巨大变化”，举办一些小型酒会座谈座谈。不少异见人士长年流落他乡，连上上祖坟都归不得，无论从政治文明或是人道主义看，都是应该让他们“常回家看看”了。

   从白宫啤酒会与中南海茅台宴，我们看到政治家和谈的智慧，看到和解对暴力的消融，也看到趋向和解（Getting to yes）的时代潮流。

   Getting To Yes是一部名著的书名，中文版译为《谈判力》，作者罗杰-费希尔也是哈佛大学教授，“哈佛谈判项目”主任。这部被誉为最为权威的谈判力作阐述一个核心观点：要减少“你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需要满足对方利益所产生的风险”，办法就是温和有妥协的谈判，在谈判时“寻找共同利益和能够相容的不同利益，尽量让对方的决定变得容易。”

   Getting To Yes也可译为拢合、促成等，更为准确的含意就是趋向和解。它的反题是Getting To No，即把事情搞糟，使本来有望拢合的双方关系破裂。

   和解作为一种境界是“若水”的“至善”，在今日的世界，趋向和解不仅是人们善良的愿望，也是各国朝野有识之士努力的践行。我以为，在中国，趋向和解的愿望和能力应该成为衡量官员政绩，特别是是否妥善处理冲突事件的重要标准。

   趋向和解化解冲突达致和谐，以此来作为各方的共识应该不难，难就难在突破践行之路上的诸多障碍。社会群体利益分配不公便是主要障碍之一。

   不难看清，群体暴力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自社会群体利益分配的不公。近日《光明日报》报道：一则关于“亿元富豪九成是高干子弟”的数据被个别媒体引用，相关信息和议论被网络热炒。一些媒体还在报道、转载、评论这些信息和数据时，一再强调数据出自“权威部门”。而日前，这些媒体所提到的四个“权威部门”——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科院、中宣部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研究室分别通过记者正式辟谣：该四部门从未进行过此项联合调查，更未发布过此种数据和信息。有证据表明，这组数据是由境外反华网站刻意编造的假数据，四部门对盗用四部门名义擅自发布虚假信息的无耻行径表示愤慨，对个别媒体未经核实就采用该组数据表示遗憾。

   显然，这样的辟谣是无力的，因为问题很简单，既然谣言止于真相，那么来个认真调查如何？不是有个国家统计局吗，各地统计一下，究竟有多少成“亿元富豪是高干子弟”应该是不难查实的。为什么不认真查，原因恐怕只有那些正在金融、能源、通讯、电力等“肥沃”国土上享受用绝对权力点石成金的美妙，没有九成也有八成七成是“亿元富豪”的高干子弟们自己最清楚。目前，连官员财产公开都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就此一点，不是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吗？

   腐败与不公确是各国的普遍现象，但当中国特色的腐败与不公呈现团队化、大面积、结构性时，就应该在政治体制上寻找发生原因和杜绝方案。如果公众给予政府的“纪检”部门一年又一年的治理时间，却看到腐败与不公愈演愈烈，恐怕最有党性、高学历强能力的廉洁地方官也无力防止他们聚众闹出“公共群体事件”。眼下，许多社会问题已触及到整个政治体制的弊端，不是出台《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样的措施所能应付，要一劳永逸解决社会群体利益分配不公的难题，只有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尽快让公权力在法律与阳光下受到制约和监督，舍此，无以达成官民和解，中国社会难有真正的安稳祥和。

   一些党内有良知的学者专家先前就不时就中国的政治体制弊病发出警告和忠告，近时又有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李良栋教授在新华社下属的《瞭望新闻周刊》上发文强调﹕必须实事求是地吸收西方民主的合理做法，如选举制度和容许媒体监察政府。文章指出，同在经济上应当学习资本主义某些合理经验一样，在政治上也应当学习资本主义民主中某些具有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中央党校另一教授韩云川撰文分析妨碍政体改革的认识误区时也针砥时弊：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严重滞后的情况。原来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制约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还相当普遍；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公职人员的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等等。这种政治体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要求不相适应，与世界民主进步的潮流不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