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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瑞士的內政經歷了一個大震盪，國會輪番討論，卻找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內政部長甚至請辭，是瑞士政壇極其罕見的例子。人人都同意必須徹頭徹尾全面整頓，只是良方妙藥仍在雲深不知處。究竟是什麼事情讓這素以緩行、妥協、無盡商討著稱，以分段執行，或先部份實驗成功再全面推廣為施政方法的國會如此束手無策？
   讓我們先談另一個國家–北歐的瑞典。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報告，瑞典可以勞動的人口中，將近三分之一的人不是領取失業救濟金、社會救濟金，就是殘障保險金；其中最引發爭議的是殘障保險。可工作人口的13%固定領取各種不同種類或名目的殘障保險金，是世界最高的記錄，在此同時，世界衛生組織卻指出，瑞典是有著最健康人民的國家。兩項統計前後相較，矛盾何在？
   上世紀九十年代，瑞典國內因著心理障礙或診斷為無法工作者所領的殘障保險金攀升如脫韁野馬，再也無法制止。因病無法工作而領取保險金是對基本生活的保障，讓人不致貧病交加。然而，如果醫生對於病情的診斷不具一般常識上的說服力，如果因著專家之言不會錯誤、不需檢測的迷思作祟，其結果卻可以是出人意料之外地難以收拾。
   有個典型的例子：女老師H對電流過敏，只要一接近燈泡、電視、電腦…等電器用品，皮膚立刻起癢，更有噁心嘔吐的感覺。醫生診察的結果，H患有對於電力過度反應的病症；這種「病」卻在全世界找不到任何前例病史，也缺乏科學上的實驗證明。然而世衛組織卻判定，既然有「真實現象」，就必須著手處理。H於是獲得殘障保險金，從此不用工作，住在移走所有電器用品的房子裡，社工人員每天定時為她送來食物及其他必需品。

   由於各項保險花費驚人，瑞典新政府上台後立即著手調查類似H的各種猶疑案件。結果，H不但不再收到保險金，社會局更強迫她去找工作。最終H在自己父母的窗戶工廠裡任職，她告訴華爾街日報：「我以為會很困難，事實上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糟。」窗戶工廠裡有否電器用品，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識。
   回到瑞士。當1960年瑞士開辦殘障保險時便有人警告，在某些情況下，健康與殘障的界線難以拿捏，有關單位恐怕要面臨大軍壓頂般的申請工作。事實的確如此，殘障保險開辦之後，殘障人士便與日俱增。前三十年透過增加保金的方式，收支尚能取得平衡，近二十年來劃歸為殘障的人數不斷快速增長，傳統上，與生俱來的、因發生意外而導致的明顯殘障，只佔領取保金的一小部份，因「精神障礙」而不適合工作的，卻加倍爆增。多年前筆者就曾聽說，有個護士因不勝病人的需索與要求導致神經弱，而得以遵醫囑，不工作，領保金，卻在家裡大玩線上遊戲。也有位老師，因遭到同事抹黑，精神「受刺激」，醫生讓他請兩個月「病假」，並服用鎮定劑；這老師卻和朋友光顧咖啡廳，敘述他的苦難。
   殘障保險如上述，健康保險又是什麼情況？
   一個普通的瑞士四口之家，父母是中年人，孩子是青少年，每個月健保費約39000台幣。近年來，每年以10%漲幅不斷向上攀升。據估計，明年(2010)甚至可能有20%的調升，財政部才驚覺事態嚴重。
   瑞士的藥品比四周鄰近國家的貴20%以上，家庭醫師的收費標準也相當驚人。到家庭醫生處求診，第一個五分鐘的診療費約台幣450元（是為看醫生的「最低消費」），以後每增加五分鐘就多出450元，最後一個五分鐘收費225元。病人不在場，醫生為其病症查詢書本或醫學報告，每五分鐘450元；抽血207元；專科醫生診療，每五分鐘1575元。一個以上的專科醫生會診，每五分鐘5540元。11至35行的診療報告985元（將近一頁）。另外，家庭醫師為病人打電話聯絡專科醫師、病人家屬詢問病情、照X光等等，都需要特別計費。安養院裡或區公所雇用人到家中對老人的照顧，依項目計費；諸如餵食、更衣、扣鈕、繫鞋帶等等，也都有詳細的收費價目表。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健康成了許多瑞士人最重要的人生價值。失去健康的人不是引以為恥、儘量隱藏，就是以病痛做為乞憐、威脅的手段。婦女生產後的第二天便依照醫院的安排集體做體操，以便儘速恢復身材；65歲的人仍熱衷危險而激烈的運動，從空中操縱滑翔翼飄落在滑雪定點後，以高速往下衝。而各種讓人保持健康的食品大行其道，健康產業大發利市，高價的寢具、座椅得以廣告不斷。人們一稍感不適，立刻請假就醫，薪水照領；醫生以病情可能演變至最糟的情況為標準做處理；胃痛了，轉送大醫院做胃鏡檢查；咳嗽兩週不停，立刻照X光片；必須抽血卻找不到血管時，醫生給予讓血管能突起的軟膏，訂下次診療時間，病人在下回就醫之前先將軟膏抹上皮膚，等候半小時讓血管上浮，以方便抽血。如此，請假回診、就醫的交通、軟膏、抽血（還有一條特殊設計，用以束緊手腕的帶子）、寄到化驗室、分析、做成報告、將結果寄回給醫生，病人第三次就醫，了解血液檢查結果以決定治療方向…等等；此外，醫生對於自己的診斷往往再以醫療器材的數據加以證實（醫生對自己沒信心？）；救護車上檢查的結果（除了必要的急救措施，救護車上需要對病人做初步檢查？），醫院不承認，只相信自家機器的檢查資料…凡此種種，每一環節都索價高昂，都牽涉到經濟效益的考量，都是讓健保負擔呈爆炸性增長的原因！
   就在瑞士國會吵鬧不休，所有人不知如何去從的時候，一位神職人員說話了。
   
   Martin Werlen是瑞士著名天主教朝聖地Einsiedeln本篤修道院的院長。Werlen認為，現在的確是全盤檢討健康議題的時候了。他指出，健康早已成了完全不受質疑的「宗教」。當人生的價值是以完整、完美、光鮮詳和、悠遊自在的外表做為最高標準時，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生而殘缺的人？如何看待有重病在身的人？也就是，人們應當如何看待「缺少人生中最重要價值」的那些人？難道生病的、殘缺的、年邁的就註定要受到貶抑與推離？
   
   已開發國家人民的平均壽命其實是縮短了。一個有信仰的人，人生可以是「五十歲加上永恆」，而僅僅以健康為最高價值的人們，壽命就只是「八十歲、九十歲，甚至一百歲加上什麼都沒有」。Werlen說，如果把「人生最重要的是健康」當神袛膜拜，達不到這個標準的就會受到壓力與排擠，而過度使用藥物以及過度醫療的舉措就成了理所當然的結果。
   
   Werlen明白表示，在他的信仰中，健康既不是中心點，也不是最大的「善」，而是天主給人的尊嚴，並以此尊嚴舉心向上，仰望天主的生命態度。在這一生命態度中，維護健康自然有其應得的位置。疾病與死亡原屬生命的一部份，縱觀生命本體，放棄對瀕死病人過度使用藥物及延長性命，是對即將離世者的尊重；善用止痛藥的政策應該擴大，減少疼痛、緩解不適症狀以及包括宗教面向全人照顧的中心點是靈肉一體的人本身，而不是將人分離出來的健康。
   
   照顧病人時，公訂價目表雖可免去無謂的爭議，卻是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物化、機械化、流程化，導致溫暖人性的自然交流喪失殆盡。增加稅收，挪用經常性支出，或其他挽救健保措施，都解決不了問題。一個在黑暗中遺失鑰匙的人，在明亮的街燈下是找不到鑰匙的，因為解決問題必須在正確的地方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