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因为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现在的佛山市南海区），而被叫做“康南海”，110年前发生的戊戌变法使他踏上流亡之路的同时也使他名垂青史。另有一位南海出生的历史人物张荫桓就没有幸运，他因为参与那场功败垂成的变法几乎掉了脑袋，侥幸多活了两年，到1900年还是被慈禧太后下令杀了，《清史稿》虽然为他立了700多字的一篇传，但对于他的惹祸上身、惨死结局都缺乏详实交代。
   张荫桓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他的从政生涯是从捐了候补知县开始的，因为能干，受到地方大员的赏识，步步高升，进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四年多，成为驻外使节中的佼佼者，回国后，任户部左侍郎6年，翁同龢对他十分倚重，在日记里称许他“此人才调，究胜于吾”、“真绝才也”。
   戊戌变法时设立矿务铁路总局，他与王文韶受命主持。没多久，政变发生，康、梁亡命，他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共八人先后被捕。狱中，他向狱卒打听“能不能留下一两人？”狱卒说留两人，他问是谁，回答是杨深秀、康广仁。行刑那天，他果然听到套车六辆，自知难以幸免，只有静坐等死，结果，8人中留下了他和徐致靖，徐永远监禁，他流放新疆。上谕宣布他的罪名只有四个词：“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都很空洞，并无实际内容，从这十六个字我们实在看不出什么来，难道仅仅因为他和康有为是同乡？其实，他对维新事业参与不深，他只是一个比较能干的新官僚罢了。他之所以为慈禧太后不喜欢，原因还是在朝廷内部的派系之争，当时所谓的“帝党”、“后党”，他本无倾向，但他与翁同龢接近，而被视为“帝党”。加上他出使多年，沾染了洋气，吃洋菜，看灯影戏，生活非常奢华，家里收藏大量名画，光是王石谷的山水就在百幅之上，书斋就叫“百石斋”。他很喜欢钱，维持他的那种生活也需要钱，他先后供职的总理衙门、户部又都是肥缺，再加上他的侍才傲物、口无遮拦，因此颇受“后党”的嫉恨，多次遭到弹劾，一度曾被革了职。
   还有一件事，对他的命运也不是无关紧要的，1897年，他前往英国祝贺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归途在巴黎拍卖行买了贵重的红、绿帽花两枚、钻石手镯两副，献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帽花是绿的更贵，他指名献给慈禧。但是，他忽略了给一手遮后宫的太监总管李莲英备一份，结果李使坏，在慈禧面前说正室穿红，妾只能用绿。西宫出身的慈禧对此极为敏感，恼怒之下就将两份礼物一律退还。此事虽然发生在前，但慈禧对他从此有了恶感。
   当戊戌政变后，如果不是英、日两国驻华使节出面救他，他也是要送上菜市口的，那就不只是“六君子”了。他办外交、出使多年，在外国人眼里，就是个外交家。

   1898年9月25日，他被捕之后，英国公使窦纳乐给李鸿章写了信，觉得分量不够，又写信给日本代公使林权助，希望当时正在北京的伊藤博文帮助。林权助在和伊藤商量后，亲自去见李鸿章，并以伊藤名义，请李出手救张荫桓。李一开始不答应，林权助威胁说这可能要引起列强干涉。不得已，李给荣禄写信，要他到慈禧那里想办法。李当时虽不在位，但影响力仍在，接任他的荣禄对他的话还是很相信，徐致靖也是他通过荣禄保下来的。
   张荫桓流放新疆，在直隶境内半个月，押解他的两人叫王庆保、曹景[成耳]，他们一路聊天，两个有心人，将他所说的逐日记下来，结果成了一本书《驿舍探幽录》，其中讲到朝廷引用康有为的经过、“六君子”被杀的情况，德国亨利亲王、日本总理伊藤博文召见他的往事，甚至提到：“皇太后私蓄有二三千万金，半在南苑，半在大内，皆用红头绳束之。”两年后发生八国联军之乱，他在新疆被杀，和他的这些言辞恐怕也不会没有关系。流放途中，他做了很多诗，不知道为什么起名《荷戈集》。他对自己的处境倒还坦然，只是怀念流散的名画，其中有这样一首诗：
   无限艰危一纸书，二千里外话京居。覆巢几见能完卵，解网何曾竟漏鱼。百石斋随黄石散，两家春作绿杨虚。灞桥不为寻诗去，每忆高情泪引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