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监视严密控制肆行杀戮人人自危
   毛泽东在江西曾发动清除AB团的斗争。他疑神疑鬼，怀疑自己的队伍混进了不少国民党特务。他把自己臆测的“内奸”叫做AB团。他指挥亲信闯入辖下各个组织，拘捕大批军政干部，刑讯逼供加以迫害。一九三0年十二月初，毛泽东派李韶九带领毛共第十二军的一支部队去富田肃反，引起共党第二十军及江西省委的反抗。共党江西省委发出《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原文较长，今把该《通告》节选几段于下：
   “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
   “人人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个具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十分狡猾和背信弃义的人。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虚荣的念头。他通过命令、威胁和一套压服的办法，来影响别的同志。他对党内问题一拿定主意，就很少拿出来在会上进行讨论，往往只关心怎么使他自己的看法得到通过。
   “李韶九把队伍摆在省行委门口，说要找房子宿营。

   “士兵们开始全面搜查。他们毁掉所有文件，拿走值钱的东西，这样一直干了好几个钟头。
   “晚上，同志们受了酷刑。他们就在李韶九、曾山和陈正人面前遭受毒打。李等审问这样一些问题：‘你参加了AB团，究竟招还是不招？你什么时候加入AB团的？AB团是怎么组织起来的？策略是什么？谁是头子？老实交代。’
   “同志们不承认这些指控，李贼就用点燃的煤油灯芯来烧他们，然后又重新审问。
   “假如犯人坚强不屈，刑罚的花样就多了。
   “他们除了服罪之外别无他法。他们的指甲被折断，遍体灼伤，已经既不能动弹又说不出话来了。这就是头一天的情景。
   “第二天，白芳、马明和周冕的妻子同时被捕。这帮屠夫剥光了她们的衣服，毒打她们，用锋利的钻子刺穿她们的手，用点燃的灯芯烧她们的身体和阴部，用小刀割掉她们的乳房。他们野蛮到这种程度，提起来都令人不寒而栗。
   “第三天早饭后，士兵们押解二十五人去处决，其中有许多人甚至还未受过审。
   “当晚，他们处决了一大批同志。
   “显然，毛泽东是个坏人，是阶级斗争中的罪人，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必须动员全体共产党员不客气地打倒他。
   “我们向全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揭露毛泽东的阴谋，动员他们反对毛泽东，为的是不让他摧毁江西党组织，不让他把共产党变成自己的派别组织，不让他本人成为党的皇帝，以致断送中国革命。”
   “江西省委员会”
   “1930年12月15日于永阳”
   这就是著名的“富田事件”中，中共江西省委发出的《通告》。在这次事件中，毛泽东把自己手下三四百名军政干部屠杀了。受株连而被滥杀的达七千人。毛共从江西出逃时，项英曾对彭德怀说：“毛泽东是一个既不能同患难又不能同安乐的人。如果让他做首领，即使成功也终非国家之福。”彭德怀笑了笑，不以为然。
   张国焘和毛泽东在毛儿盖会议上意见不合，不久分道扬镳。后经共产国际派林育英去调解，张国焘才率部赴延安。可是毛泽东不信任他，排挤他，奚落他，授意邓发严密监视他。张国焘身处逆境只好默默忍受。可是自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陈绍禹(王明)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到延安后，张国焘在延安就再也待不下去了。
   一九三八年初，陈绍禹找张国焘单独谈话。陈问起张另立中央的事。张答：“当时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也有军事领导权之争。”陈说：“亦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陈绍禹警告说：“你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两人都被枪决了。”张国焘听后伤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么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张国焘愤怒地指着王明继续说，“你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陈绍禹见张怒不可遏的样子，就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陈绍禹便匆匆走了。
   这件事给张国焘极大的震撼。他想起了顾顺章一家的灭门之祸，想起了黄警魂的下场，想起了李特、黄超的结局。他害怕自己早晚也会被毛泽东或陈绍禹杀害，就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国共两党合祭黄帝陵。张国焘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参加了祭礼。张在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的帮助下到达西安。四月十一日下午七点，张国焘乘火车到达汉口车站时，被陈绍禹及周恩来派李克农带着武装人员拦截。李克农强行把张国焘拖进汽车拉回毛共的长江局办事处。因有国民党特工人员紧随张国焘，加上张国焘坚决拒绝在陈绍禹、周恩来安排的地方住宿。李克农连续几天没有机会下手杀张。四月十六日，周恩来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中正。接见结束后，张仍被毛共分子挟持。四月十七日，张国焘乘隙打电话通知国民政府中央情报局戴笠将军。戴笠即刻派人驱车赶到。张国焘才侥幸逃得性命。
   张国焘在国民政府治下做了两任官职。一九四九年移居台北。翌年移居香港。一九六一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我的回忆》。张国焘每月得到两千元港币作生活费用。一九六六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多伦多。他的三个儿子有两个在那里工作。从历史的角度看，张国焘在一九三八年逃离延安实属明智之举。否则，他即使过得“延安整风”这一关，也绝对过不了“文化革命”那一关。他也就无法活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那一天了。
   留俄学生中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称为“二十八宿”，在共党内担任要职。事事秉承“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派康生、刘少奇、邓发严密监视他们。专抓辫子，专找岔子。指斥他们是“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先拉拢张闻天(洛甫)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发难，放倒秦邦宪(博古)。在延安再踢开张闻天。大权在握后，又把王稼祥搁置一边。那个牙尖嘴利的陈绍禹是安徽金寨人，一九0四年生。陈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同年秋赴苏联入读莫斯科中山大学，化名马维奇。一九二六年冬随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来华，在中共党内任职。一九三一年一月，在米夫的支持下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九三一年六月下旬出任中共总书记。同年十一月赴苏，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到延安。陈绍禹到延安后同毛泽东针锋相对。毛泽东本来想一枪崩了他。可是又慑于苏联主子的权威。因为毛共的干爹斯大林很信任陈绍禹。毛泽东不敢贸然下手。毛搜索枯肠，终于祭出暗杀这一招。毛授意心腹李富春执行暗杀任务。李富春物色延安医院的医生金茂岳，趁陈绍禹得病住院之机下毒。不知是陈绍禹天年未尽呢还是金茂岳的手段不高明，被陈绍禹之妻孟庆树发觉，立即停止服用金茂岳的药。陈绍禹被毒得半生半死。一直拖到一九五六年一月，经苏共出面交涉，陈绍禹才获准赴苏联养病。一九七四年三月，陈绍禹病死于莫斯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毛的“三面红旗”倒了，经济彻底垮台，引发大饥荒。全国饿死三千五百万人。当年和毛一起打天下的将帅也讲毛的坏话了。康生等人把监听到的材料密报毛泽东。毛腹藏杀机，举起“文化革命”的旗帜，诱骗、怂恿无知的学生充当打手，大肆捕人打人。当年那班同僚被捉去批斗、游街，或是囚禁，或是流放，或是折磨致死，被整得七零八落。毛共营垒的所谓“革命同志”，十个有九个是死在毛共党徒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