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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岁政治流亡者孙树才
八十六岁政治流亡者孙树才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home/article/167
采访者：曾节明
受访者：孙树才
采访地点：曼谷安鲁萨瓦里广场Center One商厦一楼麦当劳餐厅（后转到广场公园）
采访时间：2009年9月7日星期一下午
采访缘起：第一次碰见孙树才是在今年五月十九日的“六四”二十周年公民行活动上、在充斥着迪斯科音乐和满眼健美操锐舞的安路萨瓦里广场公园草地上，在展示公民行宣传横幅的那一排人当中，有一个特别老的老者，顶秃发白，高鼻梁上架着眼镜，仪态贵重；本以为此人是一个家境优裕的泰国老华侨，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是一位以八旬之高龄流亡泰国的政治流亡者。
四川流亡者姜野飞介绍说：老者名叫孙树才，是来自大陆的老国民党员，今年八十六岁了。八十六岁，纯粹是一个玩子弄孙、颐养天年的归隐年龄，为何要在这把年纪选择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我立时感到这里面的故事不一般。因为当时事忙，我没有时间与孙树才个人深谈，只在寒暄中得知：老孙东北人，2006年底来到曼谷，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政治庇护不顺利。
六月四日当天中午，老孙自费乘地铁，从二十公里之外的唐人街住所赶到中共国驻泰大使馆门前参与抗议活动，又与我见面，但当时我忙于拍照，且没多久泰国警察在使馆支使下前来“清场”，诸人避走不及，根本无暇谈话。
老孙数番邀我去他住处，但我的流亡寓所离唐人街很远，去一趟不容易，我手头又拮据，故一直未能拜访。九月四日我去唐人街购物，本想顺便拜访老孙，但因为事先没通好气，老孙不巧正在离唐人街很远的LatPrao。
九月七日终于逮到了一个采访老孙的机会：当天上午老孙正在安路萨瓦里附近的基督徒教友家中参加聚会，本来约好他散会后在公园里的石桌凳上长谈，熟料当天下午热带的骤雨驾着安达曼海的海风急一阵缓一阵，公园里能坐的地方都已经水淋漓，老孙按时赶来的时候，只能挪地方了。
曼谷的雨，不象我老家桂林的雨那样，比较规矩地自上而下，而是雨越大、风越大，雨随着风到处乱灌，站在屋檐下躲不了雨。能躲雨的好地方就近只有 Center One的麦当劳餐厅，外有玻璃门挡雨、内有冷气开放，还能喝咖啡吃汉堡，正好我还没吃午饭。于是拉门请孙树才一起进去，也顾不得贵了。
喝上热咖啡的孙树才，一连几个小时侃侃而谈，口不吃、耳不背，七十年的阅历如数家珍，头脑之清晰、精力之旺盛，胜过好些五、六十岁的人，唯有他的秃顶和两鬓的雪发，能够些许的标明他的年纪。但比起年轻的群体，孙树才说话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喜欢长时间地独白，离题千里而浑然不觉，往往需要提醒才能回到正题；这种固执的独白习惯，似乎是某种刻骨铭心的日深月累心理积累；那种定式的独白，有如一个负重苦力嘴里哼出的号子，只要重荷在身，便一刻不能停止。
曾节明：您老人家怎么八十好几了还要出国申请难民？
孙树才：我出来并不是为了申请难民。如果为了去美国，我还不早出来了？我今年八十六了，呆哪个国家有多大区别呢？我出来就为了发出反共的声音，乘自己身体还行，抓紧时间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情；从事反共事业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压在心底好几十年了，我不能就这么受压抑地死在中国，共产党耽误了我一辈子，时间不多了，我不能看着我的理想、才干被他们活活埋葬…所以我一定要出来，只要能呼吸自由的空气、发表自己的文章，就是出来要饭我也要出来，得难民最好，不得难民拉倒…我八十好几的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一定得离开中国，我跟共产党格格不入、势不两立，我不能再住那地方了……
曾节明：你早出来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吗？
孙树才：这说来话长了。
曾节明：那就从你早年说起吧。
孙树才：好、好…我1923年出生在辽宁省梨树县——那地方离四平不远，“解放”后归吉林管了…我父亲曾经是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的简任官，“解放”前我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关内；小学和中学都在北平上的学，中学先在北平市立四中，高一时，也就是1940 年，转到燕京大学高中部。那时候日本侵略中国，北平被日本占了，日本人搞“亲善教育”，规定中学生学日语，当时我痛恨日本人，抵制学日语，所以日语没学到 ——说老实话，现在想起来我很后悔，当时我把日语学到手就好了，抵制日语让我少了一门特长，日本坏是坏，但跟苏联是不一样的…因为恨日本人，1941年春天，我跟同学在清华大学对面的蔚秀园隔着墙向日本军车扔石头，这下捅马蜂窝了，日伪警察和特务搜到学校，老师同情我们，给我们报信，让我们快跑，我们只得逃离北平。离开北平前吃了一餐饭，我们几个同学大哭了一场，我还这辈子第一次喝醉了…
曾节明：你早年有没有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
孙树才：没有，我从来不信共产党那一套。当时中共的宣传确实迷惑了很多青年，但我这个人民族观念很强，我认为中共是卖国贼，因为它完全是苏联成立和操纵的一个东西，而苏联老毛子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外族，你看唐努乌梁海、外兴安岭那些矿藏和产油的地方，都被它占去了，它当时还在扶持外蒙独立。
从一开始我就不接受中共。我上小学的时候，国民党给我们上爱国教育课，最先是展示两幅地图，一副是近代之前的中国地图、一副是当时的地图，在上面标明了中国丧失的领土…而共产党却不要祖国、不要民族，他们支持外蒙独立，当时苏联军队都占了中东路了，他们高唱“保卫苏联”；日本侵略中国，它不抗日，还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分裂中国……
所以中共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他们后来为了笼络人心，打着抗日统一阵线的旗号，我是过来人，我很了解他们抗日是装模作样，而对真正在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却是憋足了劲真打，在背后捅刀子…中共是卖国贼；我不接受中共，因为它是卖国贼；中共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是卖国贼。
曾节明：你逃离北平后去了哪里？
孙树才：去了重庆。但途中在国军汤恩伯部当了三个月的兵。我1941年年末到的重庆，住进流亡学生收容栈——当时国民政府收容日占区逃来的学生，管吃管住，还有书念，虽然条件不好，但那不是共产党的收容站能比的…我就是在收容学校念完的高中；1943年，我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在学校大学本部的法政系就读。当时每一个进入中央政校大学部的学生都要填表、审查，成为中央政校大学部学生，就算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因此，我1943年就正式成为国民党员，我现在是一个有六十六年党龄老国民党员…在中央政校读书期间，时有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不定期地到校演讲，我记得有白崇禧、陈诚、何应钦、张群、孙科、孔祥熙… 我对白崇禧、何应钦和陈诚的印象比较深：白崇禧身材高大、喜欢穿马靴、有一股大将风度，而且能说会道；何应钦书生气重；陈诚样子短小精干，却好说大话，他说三个月可以消灭共产党，我当时就觉得那不吹牛吗……另外张群的口才也不错。开学和毕业时蒋介石都来了，蒋介石那人可是仪表堂堂，双眼炯炯有神，根本不是中共丑化的那样…但他说话嗓音尖锐刺耳，缺少魅力…
1946年初我到东北实习，参与东北的接收工作。当时联合国成立了善后救济总署，救济中国饥民，中国成立了行政院救济总署进行配合，我一开始就在行政院救济总署工作，做了几个月，由科员升到工作队长。
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东北激烈交战，因为苏联占了东北后，把大部分地盘都交给中共，中共武力抗拒国民政府接收、杀害政府官员，政府每接收一个城市都要调兵去打、从山海关打起，处处啃骨头；但那时共产党在东北不得人心，谁都知道共产党的爹是苏联老毛子。苏联老毛子在东北坏得不行，到处抢劫强奸，在东北人中口碑极坏…许多东北人恨老毛子超过恨日本人。
但苏联人自己也很可怜，苏联军人待遇差，生活很苦，他们的兵一部分是囚犯，缺吃缺喝就随意到老百姓家去抢，酒呀、烟呀、糖呀、牛呀…什么都抢，连女人衣服都抢，我亲眼看见有老毛子跑到人家地里摘南瓜，敲开了就咬，他以为是倭瓜呢，结果咬不动…有抢东西的喝醉酒被老百姓给打死了，他部队也不管，死了拉倒… 老毛子的命也贱呀！象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少了人，是肯定会调查的，美军少了人就更了不得了，是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的，老毛子的部队死了个人，就象死了条狗似的。
在救济总署实习的时候，时常到前线赈军、向老百姓发放救济物资，最远一次到了其塔木，在松花江边。我亲眼所见，四六年那个时候国军这边士气很高，都想早点统一了，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呀。那年夏天的四平战役，共产党已经被打垮了，孙立人的装甲师跨过松花江，快打到哈尔滨了，共产党挡也挡不住，军队都散了，据说林彪收拾东西准备去打游击…我当时亲身感受到那时国民党军队多威风呀，共军都怕了…可这么好一个机会竟给耽误了！那时侯蒋介石怕美国人马歇尔，不让打了，这不是犯糊涂吗？蒋介石要是咬牙多挺一会儿，把共产党给端了，美国还不照样支持国民党吗？太可惜了！要是四六年的这个机会没浪费，能有共产党的“解放”吗？
1946年下半年我回到中央政大继续念书，1947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辽宁省省政府当编译，后来被调到中央训练团东北分团当编纂课课长，负责编写反共教材、小册子，当时东北分团的团长是刘安琪，他后来去台湾当上了台湾陆军总司令。在东北期间，有一次我还被调去184师当过一阵子新闻处的副处长；我对孙立人将军印象不错，他当时是第四绥靖区司令官，人长得不错、能力很强、人也很正直，但是人情世故和社交都不行，比较刻板，青年知识分子投奔他的，只给普通士兵的待遇，所以笼不住人，后来被蒋介石调走了。
1948年，我调到国民党中央调查处沈阳分处工作，沈阳沦陷的时候，我正在北平出差。东北丢掉太可惜了！国民党输给共产党，输就输在东北上。错过1946 年的机会，消灭共产党很难了，但如果处理得当，挺住是完全可能的，但蒋介石用人不当，派来的陈诚，在用人当头上瞎搞裁军，把五十万原来的伪军赶到共产党那边去，这不是犯傻吗？这么一瞎胡闹，东北共军人数上马上超过国军了。后来派来的卫立煌是个亲共分子，不听指挥，把几十万东北国军交到林彪手里……
曾节明：东北沦陷后你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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