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个人象王森先生这样让我牵挂和犹豫到难于言表。

   一年多来，我牵挂着，犹豫着：关于王森的事，写还是不写？这是一件难以决断的事情。

   七、八月，是我和妻儿又一段难得的团聚日子。现在，新学期开始了，我送走了妻儿。我沉静下来，又想起王森先生、王森嫂子和他们的女儿：如今，他们连这样短暂的欢娱也没有了。

   矢志于中国人权保障和民主宪政事业的人们，抄家、流放、坐牢以及与家人离散是必须要纳入考虑范围的。在这冷酷的事实和家庭的温馨面前，我愧对妻儿，我所能做的是选择理性来延缓执政当局无耻地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灾难而不是逃避。基于这种缘由，我最终选择写下我对于王森先生、王森嫂子和他们女儿的牵挂。

   因长期关注和从事人权民主活动，以及1998年以来的组党预备，以北约轰炸米洛舍维奇势力为背景，中国民运遭到了来自执政当局的重创。

   1999年9月1日，我和妻儿以及志刚、罗祥被驱逐出原居住和工作地——保石镇中学，到了更加偏僻的地方教学前班，为此我们申请示威游行。

   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关注，据说亚洲自由电台、美国之音、英国BBC，法广等都给予了报道，连续6、7天，姓名、经历、原驻地和被迫迁居地，报道极为详尽。

   9月中旬一个周末，我和妻儿准备吃午饭，一个人站在门口打招呼。请进来坐下，知道是自达川来寻找我的朋友。他是仔细听了收音机报道后按报道路线从千里外寻来的：乘火车到遂宁，找到去保石镇的巴士，巴士司机是我同姓氏的兄弟，把他引到我老家附近，他寻到我老家，见到我老家亲人，然后再数次转车来到我们被迫迁居的观音乡小学。

   他作乡镇干部，因为农民被盘剥到近乎绝路而担心未来农民的抗争将摧毁一切后开始思考和阅读的青年。他很激动，强烈要求加入“民主党”，能被委任以方便在自己家乡做一些事。

   我告诉他：据我所知道，四川有我的朋友们有过组党的预备和努力，但被当局重刑打入牢狱。我不认为那是错误和违反宪法的努力，但鉴于现在的形势，硬顶的代价是惨重和缺少实际意义的。至于我个人，我关注和愿意作一些促进人权进步的事情，我无权委任任何人。

   我谈了几起自己所做成功的人权保障个案，我所希望于他的是能够以自己的基层干部身份，为当地农民做一些减轻苛捐杂税的事，同时关注和推动基层的民主选举。如果举措得当，还可以团结和帮助当地有理想和有觉悟的人进入到基层干部队伍中，让农民有饭吃、孩子有书读。

   知道他结婚不久，妻子有身孕。我嘱咐他谨慎，照顾好妻儿，因为我们将会有牺牲，那时再也没法照顾家人。

   他又展转千余里，回到老家去。再后来有间断交往，我知道，对于这样的朋友而言，他们的热情是足够的，作为摸爬滚打10多年的人，我需要传递给他们的是理性，这热情添一、两分可能就会出问题。

   我到了成都，他来看我两次，我反复叮嘱，嘱他和他的朋友不要着急。然而，我把他介绍给了“老民运”。我们与“老民运”的分歧已经存在，但我没想到这种分歧是我们的努力无法制约的。我无法原谅我的疏忽。

   王森先生是经最初寻找我的那位朋友介绍后出现的。

   “老民运”邀约去外地玩，我们开玩笑兼告诫说：“别搞阴谋诡计。”然后就去玩，介绍说：这是一位律师，姓江。就叫江律师，其实就是王森先生，35岁模样，热情、敦厚。据说免费给穷困的农民兄弟提供了不少法律援助。

   一干人等喝茶聊天，然后说起什么保密呀组织呀来了，还说要扮成国安找加入的朋友施行拷打验证他是否忠诚……

   这是搞民运？还是搞黑帮行径！

   我按住火气不至拂袖而去，耐心劝导。以我对国安和在座人等的知道，一旦出漏子，没有谁能保守秘密。

   然而，“老民运”竟然提出什么成立和分工方案，要举手表决。在场的人有一、二次见面的，经验呀和卧底嫌疑呀也该考虑到吧？如此重大的举措行同儿戏，而我的举措关乎在座人等的安危。我赶快向一些人暗示（其中便有王森），然后对这种儿戏表示坚决反对。儿戏方案被搁置，有人的面子上很挂不起，但我已经没有退路，我必须如此。

   第二日早晨，我走在后面，“老民运”最亲近的人对我说：

   “……你要理解他，他要去整合海外民运。在没有安排好之前离开，他不放心；以他现在的声望，又缺少影响力……”

   我倒吸一口冷气，作为当然的警觉，我更在意后面的半句。

   任何人要出去，与我们没有关系；有人要整合什么，其实也是他的能力和造化。我想起和贤斌的一次谈话：“一些人为了出国，在国内胡来一气，然后溜之大吉，把麻烦留给别人。”

   任何人没有权力要通过理性理智以外的行为让我和我的朋友的无谓牺牲为他趟一条血路！如果是这样，这不是太卑劣了？？？

   我只好以最坏的恶意来警惕了。我开始前前后后思考一些过激的主张和胆怯如鼠的行为以及要外面协助出国被拒绝的事来，我更加警惕了。

   后来，说要照相，我不合作；我暗示王森不要参与，他听从了。

   再后来就不欢而散。

   听说因为那边地方政府对农民的压榨很厉害，所以，他们的朋友圈子迅速扩大。我再三嘱咐，要节制，否则前功尽弃。我曾打算要他们断绝与“老民运”的联系，但想到这未必符合民主的原则。或许，这就是妇人之仁。

   上帝，为这妇人之仁，我怎样忏悔？

   后来就联系不上，我曾打算亲自去达川，其时我连生活也成问题，又怎么成行？

   后来，听说我们都被开除了，听说我退出了民运，听说我们胆怯了，听说我成了“托派”和“陈独秀”，听说我们成了“七不主义”，还有“经济问题”，不得与我们联系，说是“特殊时期独断是必要的，就得一人说了算。”……

   参与对我封锁和谣言的竟然也还有一个我妻的直接学生和我的间接学生。

   我质问他，他说：是“老民运”让说让做的。对我们的不合作已经在意到如此地步。

   再后来有一系列我自认为愚蠢荒谬的举动，他们很是得意，我只好侧面告诫和预警，却被认为是恶意的诅咒。为此，我先后写了《关于非暴力》、《关于非暴力的一封回信》、《关于公开》、《一个秘密抗争者的悲苦命运》、《试着幽默一次的文字》、《由追究温妮·曼德拉引出的话题》等文章，希望能有些补救。

   当然，我也知道，对于有些人是无法补救的——他原本就拒绝一切，还有的人并不知道这本身包含什么含义。老实说，这种状况并不只在四川存在，它的意义面更宽广。特别是1998、1999年的大迫害以后，各地成熟的人被关押，熟悉的关系被打破之后，中国的民运事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没有理性、沉着的观察和思考，我们将万劫不复。对于我的怯懦，我只能做如此辩解。

   我也说，绝不逃避什么，我不能决定自己什么时候被投进去。我尽力说着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观察和判断，然后没有遗憾，我的梦很祥和，现在和将来。

   后来就听说王森处于危险中并逃亡。

   这没有用，被抓住是迟早的事，很简单，逃亡是需要较大开销的，而逃亡是很难有收入的，同时会将危险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与熟人联系，而对方的网已经张开。所以，我以为，要么静下心来做些润物细无声的工作，要么做所谓有响动的事然后坦然等候对方对你的恶意。

   果然，王森先生在去年4月底被捕，5月里四川朋友被普遍传讯。

   国安嘲笑我胆小，问我为什么不赞同他们的方案和不与他们合影留念。

   我能说什么呢？我说我怕你们卧底，我说我怕他们在你们的压力下一定保守不了秘密。这不，细节没有漏掉。

   然而，正是他们的完全招供，我得脱身。我不卑不亢地求他们别为难王森。

   久拖不判，我毫无希望地企望他们能够轻判王森。

   也有人希望我尽早将事情的原委披露，但是，我很犹豫——投鼠忌器。我毫无理由地企盼我的沉默能有利于王森的判决，而对于另一个人，我得避免落井下石的名声。

   全省范围收捕的当夜只有“一人说了算”漏网，他在某地旅游未归，所有预警他莫名拒绝，第二日黄昏，他也落入了网中。

   后来的信息表明，他已经将自己的财产做了转移，只要得到危险的信号就可以出去。这次本是绝好机会（一位承诺帮他出逃的人正与他在一起），但终因未接电话而前功尽弃。

   鲁迅先生说：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的恶意。我也不反对别人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我这个中国人：是因为个人的恩怨落井下石吧？这种推测没有什么不好，至少使你的思维变得敏锐和多向度了。有朋友说：“开除所有老朋友，实施信息封锁和对不了解情况的人发号施令，这本身就是不正常和不可原谅的！”

   今年5月底，王森被判10年，信息传来，我悲愤不已，我后悔自己当时的妇人之仁。我可不可以也先来个封锁呢？

   我无法回答自己。

   王森先生的妻子好象姓魏，我曾经见过，朴实得很，能吃苦耐劳，但要独自担当一个家庭，我感觉她会很费力。闲聊中知道她女儿比我儿大，儿子今年小学四年级，那么小侄女该读初中了吧？农村学校乱收费严重，学费是否筹足了呢？

   王森嫂子也被关押过，据说受了许多苦，我没有联系的办法，连口头的安慰也做不到。一股新生的力量，被玩完了，人们作鸟兽散，我无能至极！

   也有值得庆幸的，那就是这位“老民运”已经被四川朋友看出乖戾和皮袍下的小，人们的门已经对他关闭，由此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我从不怀疑象王森兄弟这样的人的热情和努力，但我会怀疑他知道事实真相或了解更多资讯时还会采取同一的行为方式。事实上连“一人说了算”的人也知道，只有采取信息封锁才是自己意愿得到实施的保证，这一点，和执政当局没有丝毫的区别。

   我不能保证王森采取更审慎的方式就不会陷入监牢，但我保证他会走更远，做更好更多，王森嫂子和小侄女的欢乐也会多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现在的被害是来自自己阵营里的。

   王森嫂子对我说：“和你们有了联系，王森变了一个人似的，更爱家、更体贴人。”当时，她满怀喜悦。

   中国的民运还会继续，新的朋友还会进入，我们还会面对比这更多更新更复杂的情况，我们需要热情，我们更需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再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样，无论是对于自己和民运，都是有益无害的。

   “老民运”被判11年，即使如此，我愿他能审视自己。我也得审视自己的一切，我们都得经受时间和上帝的拷问。据说还有达川的朋友被判，我无法证实。

   我写这篇文章无意与北京的何先生所写的王森先生的文章抬杠或唱对台戏，对于王森先生和他的家庭以及被操控事件的后果，我与何先生所不同的是，我有更多的了解和更直接的责任。对于他们的牵挂和责任，使我最终弃绝犹豫：写下这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