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祈祷，为那个尚在艰难逃亡路上的兄弟！

   主啊，您说那因过失伤人的人的罪过应当得到谅解，可以预留下土地，为他们修建逃城或庇护所。我的兄弟鲁登川先生并没有犯什么罪行什么恶，他所做的事本于您赐予的善意和良知，从而冒犯了那些真正犯罪行恶的人众。他在艰难中逃亡已经很久了，求您在这没有逃城或庇护所的罪恶国度，施展您的大能，让他在逃亡中得享平安和休息。也请主您怜惜他的妻儿，因为她们在这国度比花草还卑贱柔嫩，经受不起风吹雨打的惊吓。阿门！

   2004年12月8日，是我出狱的第5日。此前我在遂宁和老家逗留，这日才回到妻子的住地。晚上11点左右，电话响了，对方不等我去接就挂机。一会儿，铃声再次响起来，我接过来。

   “欧阳老师，祝贺你出来了，为你和家人团聚高兴！”对方很兴奋。

   “你是？哦……听出来了……你是……”我很惊喜，我已经听出对方的声音是谁。因为电话被监控着，我没有喊出他的姓名。

   “你在哪里？现在可好？家人可好？孩子怎样？……”我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向他抛掷过去。

   “我在外地打工，他们还在打听我的下落，不预备放过我。只好与家人断绝一切联系，没有办法的事。不说这些吧？祝贺你了，向罗老师和若宇问好，我挂电话了……”他叹息着、哀求似地挂断电话。

   “保重啊，好兄弟，一定要保重，想办法帮助和联系家人，她们太不容易……”我焦急万分，电话里的嘟嘟声响过不停。

   那就是鲁登川兄弟，他在逃亡中，在艰难的逃亡中已经4年了。

   我在《四川民主党筹组侧记及评述》（中篇之4）《探索一种科学的模式（下）》中写到：“要理解和把握刘贤斌和佘万宝以后的四川民主党筹组的预备情形，有一个暂不很起眼的人物不能绕过去，他就是鲁登川先生。”

   我要单独为鲁登川先生撰文的愿望已经很久了，但直到现在才动笔，其关键性和重要意义有上面的理由作为考虑的原因之一。我以为，在对待小鲁和小鲁的努力以及他的热情、他的苦难上的任何轻率与简慢，都是对于我们这个正在危亡与勃兴之两可之间、努力于她的健康发展的国家的善意与良知的极端轻率与极端简慢，那将是我感觉羞耻的事情。

   第一次与小鲁见面是1999年秋天。

   因为米洛塞维奇拒绝国际社会的调停、斡旋努力，科索沃战争爆发，5月里发生炸弹击中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中美交恶，中共执政当局乘机对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施以最恶意的迫害和报复。7、8月，因筹备民主党，刘贤斌、佘万宝被盗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判处13年、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期间，我被掳掠进去两次，侥幸得脱出来。

   9月1日，我和妻子因当局与地方腐败势力的勾结，被驱逐出原工作和居住地——保石中学，流放到更偏僻的观音乡小学去，同时遭到牵连迫害的还有周志刚、罗祥两位同事。我和志刚愤然申请示威游行。

   由于刘贤斌先生与卢四清先生有“要把每一次来自当局的迫害，作为发展、壮大民运的好机会”的事先约定，我们被迫害和申请示威游行的事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据说多国媒体详细的报道持续了5、6日。

   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我和家人正在观音小学的家中吃午饭，一个20出头年龄的黑瘦小伙子站在门口问候。我迎他进屋，让坐。

   他说：“我从达川来，从收音机里听说你们被驱逐到这里。”

   “收音机里说你们是民主党，为老百姓争权利和利益，我们老百姓真是感激。达川地区的官员很贪婪、很腐败，那么贫穷的地方，每个人还被搜刮三百多元的双提留。听到你们的情况后，我从达川到遂宁，为了不被跟踪，先绕道保石，再到你祖父家里，最后到观音小学。”

   他说他叫鲁登川，是当地一个乡干部。

   “那样沉重的苛捐杂税，老百姓没法活呀，我不忍心与那些狼心狗肺的人一起去压榨老百姓。”他说得很平静，我从这种平静中感觉到一种长期的思考和选择。

   “你任命我作民主党达川地区的负责人，回去后我就全面推动民主党的发展工作。那边的群众基础好，老百姓早就希望有人来帮助他们了。”他有很迫切的心情和表情。

   我告诉他，四川民主党正在依法地筹备中，当局就给与了残酷的迫害，主要的联系人刘贤斌和佘万宝两位被判了重刑，现在不宜以民主党的旗号活动。至于我自己，更关注人权维护一面。我希望他充分利用现有身份，尽可能地结识和联系一些有志向的朋友，尽可能地为自己或朋友谋求一些职位，尽可能地帮助农民减少经济负担，时机成熟时，我们会参与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规划和建设。

   “没有广泛和坚实的群众基础，不利于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缺少的正是象你这样能够与基层民众联系在一起的人。”

   他对我没有给予他民主党身份有些遗憾，他认为老百姓就认可那东西。

   我耐心地给他解释，告诫他一定要忍耐，需要有长期做事的耐心和耐性。“我们的努力有相当的危险，正因为这样，我现在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身份。”

   他说他妻子快分娩了，他露出即将做父亲的欢喜。我因此告诫他，要好好爱护自己的家人，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除了把苦难留给她们和她们独自承受外，什么也作不了了。

   因为他妻子临近产期，我留他一天后，催他回去。他说回去后会努力于民运的大事。

   2000年元旦前，他又从达川到成都来看我，他女儿刚出生。因为我要赶到广元去探看佘万宝先生，我们的交流时间不多，内容和上次的基本一致。他高兴地告诉我，已经和一些人有了民运意识方面的交流和联系。他说要有一所培训学校该多好，就可以把一些朋友集中起来做思想和经验方面的提升。我理解他在实际生活中经验不足的焦虑，焦虑如焚啊。他意识中的学校大概类似于黄埔军校或农民讲习所，我们哪里会有呢？

   我反复告诫他多读书多思考，我们没有现成的各种条件，必须要有独自担当一切的预备。他希望我尽早到达川去见见新朋友。我只是口头答应他，但我知道，这很难，我的经济状况很艰难。

   2000年春，他再来成都，那时我已经在游乐园和电子科技大学紧邻的石油路9号居住了。他告诉我一些达川的情况，说已经有三、四十个朋友之间的联系，地域方面辐射两、三个县，人员构成而言，有公务员、律师、私营业主、教师和农民，他们正预备办一份刊物。我为他的努力和成绩感到惊喜，但更多的是深深的忧虑。我的忧虑是：在其它地区还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没有经验和深入思考的协调，一支偏师的快速发展，留有巨大的安全隐患。

   我反复强调稳妥发展，把重点放在巩固现阶段的成果方面。他们的刊物还在酝酿中，我看了一些稿件，质量并不高，但侧重点很突出，我吩咐他们把重心放在村民自治、基层民主建设与科技致富等方面，刊物不一定要有固定的名称，可以以关注和研究农村社会问题的通信的形式出现，也可以转摘一些相关的法规和研究文章，切忌搞组织建设，目标就盯在基层选举的预备方面。

   我说：“如果能够不动声色地获得部分地方权力，大大削减农民负担，推进科学和民主的制度建设，其价值就是或者远远大于当年共产党建立的农村根据地。这种模式的探索如能取得成功，极具推广价值，我会考虑寻求人员、技术、政策或资金方面的援助和支持。”

   小鲁很高兴，觉得很受启发。我也知道，他的担子越来越重。我很有必要去达川看看，他也是这个意思。

   不足一年，竟然开拓出一片不错的局面来。和相当一部分水分充足的人们的虚张声势不同，小鲁的努力和成绩以及在这里反映的情况非常真实，它们的佐证我们可以在王森先生和胡明君后来的判决书上看到，也可以由2002年11月我和黄晓敏到南江县探望弥留中的蒲勇，引得成都、达川方面的高度紧张的事件得到证明——他们以为我们另外的目的是去恢复达川地区的民运形势。（参阅王森、胡明君的起诉和判决书，参阅拙作《无尽的思念——怀念蒲勇先生》，作者注）

   我需要到达川去一次，所以，小鲁到石油路9号的第一次，我就带他到另一位四川民运的协调人胡明君那里去。胡听说达川的情况后很兴奋，邀请小鲁到他家里去，并擅自鼓动达川方面突进。我发现这种苗头后，赶紧告诫小鲁，不要作不适宜的努力：“如果举措不当，我们会血本无归。”其后，我与他有过电话上的一些联系。我嘱咐他要小心、冷静，不要走得过快，不要在搞组织上去动脑筋。

   小鲁他们那时最不缺少的无疑是热情，最缺少的是经验和理性，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把激进的东西传递给他们，灾难将不可避免，一切努力将丧失干净。然而，面对我们的耐心劝导和帮助，胡明君依然置若罔闻，暗中继续鼓动冒进。

   2000年5月大假前两天，胡明君打电话邀约我们出游。我们在电话里半开玩笑半敲打说：“没有阴谋诡计吧？”他说：“只喝茶，没有阴谋诡计。”后来我只身去参加这个没有阴谋诡计的出游与喝茶的约会。

   说是到三岔湖，因为下雨，改道资阳去，进老板为颜鲁国先生的海峡大酒店，待鲁登川和另外一个未曾谋面的人出现在我眼前时时，我很惊讶。

   “你们怎么在这里？”

   “昨天到的，老胡说是召开民主党成立的会议。”小鲁说。

   “怎么会是这样？我不知道呀，开玩笑当儿戏啊？”我忍不住的气愤。看来形势很严峻。

   小鲁介绍同来的人，说是和我最初见面以后回达川结识的朋友，律师，叫江文书，对达川的发展很努力。

   午休的时候，我叫小鲁与我一个房间，江文书也跟过来。我很郑重地告诉他们，这样做很危险，百害而无一益处，并且这也是严重的非程序行为。小鲁和小江有些茫然，答应听从我的意思。

   胡明君过来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拿出小鲁和小江的申请书，我发现问题比我想像的还严重。我指着那两份只看了题目的申请书，对他恶目相向。胡说不会出问题。我警告他这样做很不负责任，他说人家的热情很高嘛。很快，胡向我施加种种压力，目标只有一个：要在下午成立党部，要分工。

   我告诫他这种举动的非程序性、不具代表性和可能危害。他的头和颈梗得厉害，不停地晃动和言说。我伤心欲哭，心痛得没法支持。我选择了留下来，阻止他的愚蠢。

   下午到一个公园喝茶，因为心里有了主意，我特拣选了小鲁和小江之间的位置坐下。我明白，眼前就是一场厮杀，如果阻止不成功，在场的人和达川的民运形势将全体覆灭，颜鲁国先生的三星级酒店也将化为泡影。

   很快就到摊牌的时候了，一番争执后，胡明君提出举手表决，我的手正好在桌面下，我拉了左边的小鲁和右边的小江的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