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末，流亡美国的一位朋友高兴地告诉说，胡锦涛即将访问美国，中共当局正营造和谐气氛，可能释放遭关押3年多的杨建利先生。之初，我很高兴，为他，为他的家人。然后有些怀疑，我的感觉是胡锦涛不会释放杨建利先生，这种怀疑来自于杨建利先生在我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江泽民、胡锦涛之流对于人权民主与宪政、共和的本能性反动。

   我对杨先生的最初印象，是1997年10月的事情，与那次江泽民在美国访问有关系。那些日子，我们在黑夜里等待，等待人们称之为“空中民主墙”的电波，给我们传来海内外友人或同道坚持人权理念、争取民主和民族进步的好消息。

   离1989年的大屠杀已经8年多时间了，中美关系怎样发展？国际社会对大屠杀后的当下中共、中国反应如何？海内外民运坚持抗争到今天已经有多大实力？我们的坚持还有没有意义？有多少意义？我们希望通过江泽民氏的访问和由此而来的各方面反应，得到相关应证。打开收音机，说江泽民氏正在哈佛大学做演讲，因为故意的限制，真正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人们多无法进入演讲厅，大家就聚集在演讲厅外面抗议。于是知道一个叫杨建利的留学生和王希哲先生，通过进场的人们，把海外留学生和民运团体对江泽民的抗议意愿带进会场去。这个举动，把江泽民氏践踏人权、阻碍民主进步和逆民意而行的恶劣嘴脸暴露无遗。

   记得杨建利先生和其他留学生在场外抗议的声浪涌进演讲厅时，江泽民氏说：“虽然我已71岁，但我的耳朵还是很尖锐，刚才演讲时听到外面高音喇叭的声音，但我想唯一办法，就是我的声音比他们的还要高。”

   我常常对人说：“看，就这样的智商和愚蠢！七老八十的，他想抬高自己一个人的声音来压倒我们大家的声音。”当然，在这里，江泽民这样的人，对付示威抗议的群众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提高自己的声音。走出这里，在他所能控制的地方，他会有其他办法，比如“把坦克调进城来”或者“开枪”，或者把那些人抓起来，大刑侍候，弄进监狱去。

   数月后，我和刘贤斌收到的几期《北京之春》，上面有关于这次江泽民访美和海外华人团体抗议的详细内容。其中印象深刻的，仍然有杨建利先生针对江泽民氏“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的歪理邪说的驳斥。杨先生驳斥道：那是养猪，江泽民代表的势力把中国人当猪看待，所以把中国人的人权限定为“猪权”。

   他还谈到，江泽民弄了个“素质论”来拒绝中国人对权利的要求，如果江泽民认为谁的素质高谁就拥有国家权力，那么，杨建利无论是文凭、学识都在江泽民之上，英语比江泽民说的好，就连毛笔字、普通话也比江泽民强，这似乎也意味着江泽民拥有的权力的非正当性。看了这些内容和这种自信，我们都大呼痛快，从此更无法忘记“杨建利”这个名字。佘万宝先生曾从监狱中带出一封信，让转交给杨建利先生等海外友人，我想，这从旁应证了我的看法：那时的杨建利先生，已经赢得到了大家的普遍尊敬。但也可以这样说，“杨建利”这3个字和这个人，一定也已深深地刻在江泽民一伙人的脑体里。

   2001年，我开始在外面发文章。恰逢杨先生和张伟国先生开办了《议报》，因为笔头比较快，朋友就推荐我上《议报》，从此与杨先生有了邮件上的联系。记得我在创刊号上的文章为《希伯来人的坚守》，前十期中，大概有5、6期我都在作者之列，这对于刚开始以文章作为开路器的民运理念的坚守的我而言，是极大的鼓励。我入狱后，张耀杰先生把我列为在《议报》上最初的作者群体中的一员，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这与杨先生对我的提携，有很大的关系。

   也正是这种因素，我开始关注文化思想对人权民主运动的意义。《议报》开宗明义地把“宪政”作为自己的目标，对于我的思想，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又逢任畹町先生与我谈及“民运建设”，我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化这一层面。没有杨建利先生和任畹町先生与我的接触，很难想象我会有“民运文化建设”的思考和努力。

   2002年初，我在一家私人网站做事，7月，我凭粗浅的网络知识，与人合资办起了自己能够把握的网站，在网站上从事思想方面的探索。杨建利先生和其他朋友都给予了极大热情的关注。我的合伙人不知道网站兴盛的原因，只从IP上发现一个情况，即开办不到两个月，就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IP访问。我们干得更有热情和信心。杨先生从而知道我有基层从事民运的经历，他对乡镇选举的形势和形式很感兴趣，希望我和朋友能够再开启这方面的努力，并说会大力支持我们。这种想法与我不谋而合，只是当时，我们在达川方面的努力因为胡明君的瞎糊弄遭到重创，其它地区的力量单薄，不堪作为，一时难有着用点，所以只有辜负了他的一番意思。

   知道我们的网站在发展中，他问我们需要怎样的支持。当时这种关怀还有刘青先生和逃亡法国的王林建先生，所以记得非常清楚。只因为他很快回国和被抓捕，我很快也入狱，才没有了后续的事情。但我由此知道，杨先生是真正在思考和在做事情的人。

   东北工人开始持续的维权抗争，杨先生毅然偷渡回国表示支持，后来被国安当局抓捕入狱。包括西南民运在内的国内民运，对先生的壮举表示了极大的赞许，对当局的抓捕表示严正抗议。包括图图主教在内的海外各界也同时和持续为他呼吁、祷告。

   但江泽民当局硬着头皮抗住压力，执意判他5年刑期。这在同类情况下，算是很重的了，况且，对其他人，他们常采用先判刑，然后驱逐出国的模式。我这样说，海内外朋友的呼吁尽管没有达到极至，但在同类情况下，可以说也算屈指可数的几例大努力了。

   但这种捉、判而后放的模式止于杨建利先生，我想，更多的原因在于江泽民氏：杨建利先生的名字，早在1997年10月江泽民访美时，就深深地刻进他的脑体里了。此刻的江泽民氏不在美国，正好杨建利先生此刻也不在美国，他对付杨建利先生的办法当然就不再是“抬高声音”这个“唯一的办法”了。这是杨建利先生的不幸，也是杨建利先生的骄傲。

   我想，或者我希望，有一天，杨建利先生在谈及江泽民氏时说：他算什么东西！我不仅学历、学识比江泽民高强，英语比他厉害，普通话和毛笔字比他更好，重要的是，江泽民在沦陷区只能装孙子，杨建利却不惮共产党红色恐怖的牢狱！

   我这样来谈论江泽民对1997年访美时的心灵受挫和深刻印象不是没有依据的，这可以由1998年6月克林顿回访北京、江泽民陪同他到北京大学演讲后接受提问时的一个场景设置来作为证据链锁。

   一学生说：克林顿总统，去年我们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你们组织人在外面抗议示威，今天，我们也在外面示威和抗议，你作何感想呢？我不在这里赘述克林顿总统的回答如何给这位学生和他的江泽民主席怎样一记耳光，也不质问他当年示威、抗议的人是否是美国政府有意组织起来的。

   我所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我们所知道，中共当局对学生对国民实施信息封锁和信息过滤，甚至有过收听境外电台要治罪入狱的历史。所以，一般又红又专爱党爱领袖的学生是不屑和不敢收听这种被当局认为不宜让学生和国民知道的政治性节目的节目的。但这位提问学生所提的问题，显然是一个“收听敌台”的人，收听了上年江泽民访美时遭遇到的尴尬，深知江泽民的心灵受挫点。这种人尽然在这个政治忠诚高度严格的国度混进当时能够进入演讲厅的革命队伍里，的确让人迷惑。

   不迷惑的办法只有一个，理解江泽民氏心灵怎样地受挫，和他是奉了将令怀揣利器找克林顿报仇解恨的。同时也就理解了杨建利先生至今不得获释的原因。

   江泽民把中国人需要的人权限制在猪栏里，这是不能够说的啊！但杨建利先生你把它给说了，说透了。谁不把你恨死？

   好在杨建利先生有一个好的心态，还能在监狱里扛着。我说他在里面还有着一个好的心态的，依据是他给他的孩子的诗：找呀找，找不着，这回爸爸真的藏丢了。

   当我读到这首诗时，我扑嗤一声笑了。我有刚出狱的经历，我理解他写这首诗时的自我放松。我知道，他在里面的内心世界是光明澄澈的。但我不知道先生是现在回归了婴儿，还是先生一直就有这种孩子的心灵。

   关于1998年6月北京大学的演讲，还有另一个插曲，我想在此述及。

   江泽民的代理人在台下要为江泽民报一箭之仇，被克林顿总统轻巧拍落，他的回答给那时我五岁的儿子留下深刻印象。所以，2003年我被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恶人谷”时，他第一封来信说：“小头爸爸，你仅仅是给人提意见，这没有罪。人应该因为你提意见而把你作朋友的。你别把监狱当成可怕的地方，只当在里面戒烟好了……你的朋友，大头儿子。”但我儿子并不知道，他的小头爸爸和他的朋友杨建利先生之类，为何总被江泽民氏与胡锦涛氏当成仇敌。他们的监狱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戒烟而设置了，相反，那里鼓励抽烟，没有香烟的日子很难熬，不卖香烟狱警的奖金就泡汤。

   因为救灾，布什总统和美国方面“无限期推迟”胡锦涛访美的邀请，胡锦涛作人权改善秀的预备暂时中止。此前还有“非国是”访问分歧，杨建利先生被释放的预期还没有实现。

   那么，是胡锦涛访美未成，还是胡锦涛在继续江泽民的老路，从而呵护江泽民受挫受伤至今未愈合的心窝，或者是杨建利先生这样身体力行的民运人士的努力才是中共当局最感恐惧的呢的呢？这值得我们深思。计划中，我的《别样的中国》（第一辑）快要结束了。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即《别样的中国？杨建利先生篇》。

   2005年9月6日星期二杨建利先生入狱之第1229日

   后记：在写完这篇文章后，我的电脑几乎瘫痪了，准确的说，因为番禺大石村事件和胡锦涛的出访，我的电脑无法对外交流了。唯有QQ还能勉强用用。等待将此文发出中，有友人说，胡锦涛们放风要给胡耀邦先生平反和实行党内民主之类的改革，你怎样的看法？我告诉他，这样的放风无数次了，那么多人关在牢狱里没有放的意思，他骗谁呢？至少现在，此刻，我不相信。连我们上上网他们也恐惧也来捣乱，有什么可相信的呢？

   《议报》第215期首发

此文于2009年12月11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