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意颠覆他们的政权，他们却有意颠覆我们的家庭和婚姻。题记]

   2004年12月4日晨6：35，刚好洗刷完毕，我即刻被带到看守所的门口办理出狱手续。这时还不到放人的时间。一般情况要在9点背诵监规和干部巡视之后才放人。

   在那里等候我的人有成都市国安人员刘彰奇这位“老朋友”，和一些我不认识的人。

   刘说：“欧阳懿，怎么样，我说过还要来看你。”然后把我入狱前被没收的眼镜递过来。

   我说：“我的眼睛已经被弄到800度了。你现在把眼镜还给我有什么用？冤枉班房也坐了，案子也该了了。这么多年前从我那里抄去的、与案子没有一点关系的书呀什么的东西，为什么不发还给我？”

   我指的是我的身分证、书籍、手机、传呼机、写作用的电脑以及里面与案件没有任何关联的文稿、借来的照相机和其他证件等。这些东西是我正常生活的必需，而且是用我赚来的钱买来的。他们故意不退还给我，却拿这个早已不能再用的眼镜来套什么瓷器。

   其他几个人，除了还有成都市的国安外，据说是遂宁市的国安，可脸孔陌生：那些“老朋友”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他们说要把我送回遂宁。我说，我的家人已经到了成都，9点钟会到看守所门口接我回家，不需要麻烦他们，也免得家人接不着，着急。

   他们拒绝。我要求打电话联系家人，说我将被解送回家，让家人回家等候。他们也不允许。我想，再坚持也没有用，为了提防人家动粗不好看，也就算了。让家人白跑一趟，真是难为他们了。

   后来我知道，他们还派了不少便衣在那里看着我的家人着急，并记录有哪些什么人来接我。

   因此，出狱后情况很不好，我只得在家里呆着。一家人都无法从噩梦与恐惧中回过神来，都在担心我随时会再被抓去。

   我家的房间只有9平米，大、小便都得到公厕去。第4天吧，我正在厕所大便，手机响了，妻子哭喊道：“欧阳，你在哪里？”

   不管爽不爽，我提起裤子立即赶回家。妻子抱着我哭道：“我回家里，没有人，到处找，还是没有人，以为你又被他们抓走了……”

   上主啊，幸好妻子有个手机，幸好我把它带在身上，她才能及时找到我。

   这是我妻子的第2部手机。前一部在8月份来彭州看守所探监回成都时，被人抢走了。先前我还暗怪她大手大脚，不该买这奢侈的东西。

   好在还有这些现代化一点的东西。我呆在家里，多少还能知道一些外面的讯息，因为有朋友给我打打问候的电话。我还算满意。

   除回了3次老家看望随时可能离开人世的祖父，1个月我后才出门。

   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赵昕先生关于胡石根先生的一篇文章，很令我特别在意。

   自从1999年我的同学和盟弟刘贤斌先生出事后，我就硬着头皮应诺出来艰难做事。老实说，所有被系牢狱的朋友中，我最偏心关切的就是胡石根老师和贤斌。只要有机会，我总是提到他们。

   象许许多多朋友一样，我从未见过胡石根老师，因为我一直呆在乡下，连火车也没有坐过几次。我是从贤斌和陈卫那里知道他的。

   他是1989年后民运主流阵营中的核心人物，所以，在1992年的组党运动中，他被判了20年徒刑！妻子也被迫离了婚，给了他很大的打击。

   在政府控制资讯的情况下，一个人如果被弄到那种地步，又没有最亲的家人看顾传递情况，那就会变得无声无息。而外面的人对他就一点情况都不知道，好象没有这个人、好象这个人根本就人间蒸发似的。如果有妻子或恋人，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她会为她所爱的人，发出哪怕是一点微弱的声音。

   难怪刘晓波老师当年为办结婚证受那么多的波折！

   当时，我就告诉贤斌和陈卫：要多多关注这个人啊！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后来才会特别关注胡石根先生。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做这种人妻子或者恋人什么的，给他们一点安慰、一些帮忙。我知道，我并不是变态。

   还有，我也因此特别在意朋友的家庭问题和婚姻关系很，也试图向朋友们解释为什么要如此。还好，不少朋友在和我在电话交谈中都会关心、问候起彼此的妻子、儿女。有时候，我甚至会扪心自问：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矫情了？

   后来，贤斌和我谈到个人修养时，转述了萧雪慧老师“过马路走人行道，吐口水入痰盂。”这样的一句话，我也就不再怀疑是否太矫情了。

   其实，赵昕的大名我也早就知道。据说，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性而且又很能适应生活的人。介绍者非常推崇他。可惜我没有机会和他见面。

   不过，我坚持认为，一定会有机会的。

   赵昕的文章后面加附有一篇为胡石根先生呼吁的文章，还有他自己的联系电话。我就毫不犹豫地给他打了电话，从此与他有了一些电话或短信上的联系。

   我出狱后，听得最多的事情是大抓捕：师涛、晓波老师、余杰兄弟、杨天水，还有浙江的一大帮子人都被逮捕了；另外就是人们对于“胡温新政”所抱希望的破灭。

   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觉得自己没用，有时很情绪。但是，看到妻子和儿子的样子，我也只好按捺住自己的性子了。

   我就告诉赵昕，说：“好兄弟，别出事！别出事！你得向我承诺，至少在我们没有见面以前不要出事。”

   赵公的去世，使这个承诺变成无法兑现了。赵昕告诉我：紫阳家已开放灵堂，只要说出王雁南名字、再说自己名字即可进去祭奠。刚才警方又找我正式谈话，表示海淀分局又向市局请示能不能让我去祭奠紫阳。明、后天他们才能决定。警方还宣布要在我家门口布置警察3人，24小时监控。

   还有，林牧先生不见了；刘荻朋友不见了；晓波老师、王国齐、李海、周舵……出不了门了；然后是赵昕的妻子被单位解聘失业了。

   北京的朋友在电话中说：“太黑了，与人妻子的工作有什么关系？人家老婆要吃饭呀，还有一个孩子，这下好难了……”

   最后是赵昕自己的电话，好象在告别，说已经与妻子离婚，就要被带走……

   我不寒而栗，潸然泪下，不是为赵昕的被带走──我们被带走的事情难道还少吗？──而是为他的婚姻和家庭的破灭。

   【附】赵昕的妻子于2005年2月1日的祷告：

   恳求主使我成为和平的种子：

   有仇恨的地方，让我种上爱心；

   有伤害的地方，让我种上谅解；

   有怀疑的地方，让我种上信仰；

   有绝望的地方，让我种上盼望。

   我想起妻子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离了婚，我还能爱谁？还能够爱谁呢？”

   我想，赵昕和他的妻子或许会说：“能不离吗？能不离吗？”

   这之前，妻子曾经告诉我说：张明好象和他妻子离婚了。

   我很愤懑：张明变心了，嫌弃黄晓玲了，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还曾在《别样的中国：妻子篇》中，讴歌他们的爱情如何地纯洁、忠贞呢！这个狗东西，不是在世人面前扇我欧阳懿的耳光吗？混蛋呀、混蛋！

   有一天，张明给我打电话，着急地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几乎痛哭起来。我告诉他：赵昕被迫和妻子离婚了……赵昕被迫和妻子离婚了……再也说不出别的什么话来。

   看吧：什么人权入宪？什么人文入宪？什么新政？

   畜生也还想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性伙伴，何况是人！人啊人，人！

   这时，我想起自己这次被抓后，就是那个刘彰奇和他的同志，反复追问我妻子是否知道、是否支持我的事，我能体会到其中的特殊用意！

   后来听了张明如下的一席话，我才知道，原来张明要想离婚，不是因为他变心，而是另有缘故。下面请听张明在电话中传来的原话：

   2003年底，在经济和恐惧的双重压力下，我告别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妻、以及3岁的儿子，去国离家，流浪东南亚某国。流浪的日子不好过，因为没有合法身分，随时都担心被当地警方抓起来遣送回国。那样，等着我的仍是牢狱之灾……还有一位自称是市局李警官的人威胁我妻，要她劝我自动回国，否则他们将采取非常措施。我妻吓得只会在电话里哭，问我怎么办……我现在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尽量延长进监狱的时间。如果她不想担惊受怕　　或受到牵连，我们只有离婚了。妻子在电话里大哭，她说：“即使离婚了，你还是儿子的父亲啊！我就不再为你担惊受怕了吗？你说这话好没有良心啊……‘我真想回国作一个了断……”

   我在电话中如此这般地回应了张明：

   “兄弟，我现在和妻、子住在那9平米的房里。两张床和电脑一安，电视也只好放别人家里。晚上做回爱，还好儿子不懂事，但提意见了：你们不要弄得响呀！妻子在工作上老是被人踩，随时可能失业，但我们还得有希望，鼓足勇气和希望，努力下去。”

   “赵昕被迫与妻子离婚，然后被带走，然后你打电话来，我忍不住哭了。我在想，我和我妻子的婚姻又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呢？”

   “我反复告诫我妻子，我或者我们的事你要不闻不问不管，那么多自称是中国人的男人还在……还好，她听话，从来不闻不问不管。”

   “我们夫妻同甘共苦、患难生活了这么多年，还象初恋的小男女一样。我们是有决心和希望走到白头的呀。”

   “老实说，凭现在我的情况和浮名，在婚姻以外、或离婚再找别的女人，不是不可能。但是，那不是我所愿，那不是我的为人。我就愿意和我的妻、子永远相亲相爱在一起。”

   “但是，看看赵昕夫妻，和你的情况，联想到我妻子告诉我的‘国安们说你在外面有女人’的话，我不寒而栗。努力压抑着才没有在电话里痛哭失声……”

   我的爱情、我的纯美婚姻，我的虽贫穷但依然幸福的家庭，我怎样来保护你呢？

   兄弟姐妹呀，我当时向你们提到老廖廖亦武先生为蒲勇兄弟写的文章：“蒲勇兄弟，你走吧，大大方方地走吧！无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比在中国强。你就放心地走呀！”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呀？

   不说了，不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呀？

   我不寒而栗，不寒而栗，潸然泪下──为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婚姻。

   我们无意颠覆他们的政权，他们却有意颠覆我们的家庭和婚姻。上主啊，保佑我们大家，保佑我们的妻子儿女！求求您了！

   2005年2月1日

   （本文首发于《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