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話壇】首批被勞教者現身說法：徐紹華(视频上下) /中国上海暴政网

徐：因為人不夠的話，我們學校裏右派的比例是百分之十，一百個學生裏面有十個要做右派，所以人不夠的話，他就把出身不好的人揪起來，把我也揪成右派了。因為我這個人呢隻會讀書，其他什麼都不會，讀書我在學校是數一數二的了。那時我們是5分製，我門門功課都是5分的，沒有4分更沒有3分的了。那麼我怎麼成右派了？我說我也沒有反黨，怎麼可以把我搞成右派呢？我心裏想不通呀！我怎麼也不承認！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對我的家庭出身呢，他們認為我是地主出身，那我也是不同意的，因為我家裏沒有多少土地，隻有9畝土地，我們大學裏面的係主任，他準備培養我到蘇聯留學的。我們那個係主任叫時鈞，他呢也打成右派，也打成反革命，又打成特務，送給他三頂帽子，又是特務又是反革命。所以把他從一級教授降下來，就給他60塊生活費。那麼我呢是他得意學生，說什麼，我經常講這個係主任這麼好這麼好，那麼這個他也是打我右派的一個依據，他們認為我是給反革命右派特務時鈞在一起.那麼等到58年我7月份完畢業了以後呢，他們沒有給我分配工作，也沒有給我畢業證書。他們把我給送到江蘇省第一監獄去了，送到監獄裏邊去，裏面我又蹲了3個多月。那麼我成了右派以後，我是不承認，我沒講過話呀，我什麼話也沒講過，結果他們講我是頑固的右派，送去教養去了，勞動教養一直教養到61年。

主持人：徐紹華被告知，黨並沒有把他們作為階級敵人對待，隻是作為內部矛盾處理，勞動教養是黨對他的寬大處理。為的是改造思想。

徐：那個勞動教養給我們右派那設立的，中國本來沒有勞動教養的，就是因為毛澤東反右以後，專門設立了勞動教養。所以我們是第一批勞動教養的，第一批我們到農場裏去勞動教養是沒有時間的。進去了以後什麼手續也沒有，他就把你抓到農場裏以後，他也不給你講你要在這裏呆幾年，他沒有這個時間的。他怎麼說呢，什麼時候改造好你什麼時候回去，是這樣講的。那個時候我們在農場裏面呢，主要的問題就是沒有東西吃。一天的定量是（一人）半斤就是250克玉米粉，這個是我們的定量。那麼我們那個時候年紀都是挺輕的，我去的時候隻有20歲，所以那個時候吃不飽呀，吃不飽天天餓肚子，還要下地去勞動。我們農場裏右派一共是158個，江蘇省民政廳跟江蘇省公安廳合辦的一個教養農場，在東海邊就是不毛之地啊，就是鹽幹地上上面開發的農場，它這個農場主要是種棉花。

主持人：由於營養不良，徐紹華在勞教農場病倒了，高燒42度不退，住了一個多月的醫院，總算還是撿回了一條命。

徐：那麼還有最讓我痛心的一點，我進去了以後，大概是一個月，到了農場以後一個月，我父親呢在上海死了，我向農場請假，我要求回到上海給父親處理後事呀，處理後事啊，他們就不讓回來。所以我父親在世的時候一直想我，他最後還是沒有見到我，非常遺憾的離開了人世間，這對我來講，對我終生來講留下了一個很大很大的遺憾。因為我父親過世的時候，我沒有見到他。所以在我心裏面的創傷是很大的.因為我三歲母親沒有了，我是三歲的時候母親就死了，唯一的父親他在59年1月份死的，他們也不讓我回來。所以我在農場裏思想負擔是挺重的，我也經常哭，感覺到非常痛苦，因為我父親他最後也沒有見到我，就這樣離開人世了，所以我在農場天天哭，但是也沒辦法

主持人：雖然農場生活艱苦，但是徐紹華內心深處那對自由的渴望卻絲毫沒有被消磨掉。正是憑著這份渴望他活了下來。

徐：我們認為這樣子的：因為我們讀書講了斐多菲的一首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我們從小就信仰這個，就是人生總管自由的，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失去自由了。那時候啊，我們感覺到很痛苦，但是我們為什麼道理活下來呢？我們認為，那時候的我們信念呢，我們認為他們這樣的專製不會長的。所以我們呢，內心當中充滿了希望，認為總有一天天會亮的。我們有句古話叫，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所以我們呢，大家互相鼓勵，就這麼堅持下來的。我是12月26號到的農場的，61年11月13日，宣布結束教養，給我回到上海。

主持人：好不容易熬過了三年勞教，滿以為命運開始好轉，但是徐紹華萬萬沒有料到，他的苦難人生其實並沒有結束。

徐：柯慶施是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他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所以他不讓“五類分子”回到上海來。“五類分子”隻能從上海趕出去，不能讓“五類分子”進來。“五類分子”是什麼呢，就是地主，富農，這個反革命，壞分子，還有右派，這樣五類。所以我當時啊，就不給我下戶口，所以我一直到78年，我都沒有戶口。那時候在毛澤東領導的時候，沒有戶口，也沒有飯吃，也沒有衣穿，也沒有工作，什麼也沒有的。所以我能夠17年活下來。這是一個奇跡，這不可想像的，能夠活下來。因為我父親也死了，我母親是早就死了，隻有我單身一個人。什麼東西也沒有，那麼你現在出去的話，那時候毛澤東這個時候，是集權專政呀，他都要查的，要查戶口的。所以我經常給他們抓起來，關起來。因為我沒有戶口呀。

有一次我在浙江，在浙江天台幫他們搞一個電機，就是打磨牙齒的那個機器，搞那個機器呀，結果他們公安到此地廠子裏來査，查了沒有戶囗的人都要到拘留所裏去，我給他們抓到拘留所裏去了。結果廠裏面就把我保回去，所以我蹲了一夜拘留所，第二天我交了一斤糧票，交了三毛錢我就回去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假使出去，到一個地方沒有人認識的話，要找工作是很難的。所以經常餓肚皮啊，那時候年紀輕啊，對吧，30歲還沒有到，隻有20多歲。因為沒有戶囗，三天兩天都給他們抓進去給他們關起來啊。

這個行業找不到工作，我換一個行業。比如說我做衣服我也做過，教人家怎麼裁衣服，我也作過裁縫。我還做過馬路工，就是鋪馬路啊，造公路，而且我還做過中醫，給人家看病，看好的人還不少呢，因為我主要通過讀書，因為中醫要讀很多書的，通過看書以後就學會了。但是這樣的話，今天在這裏，明天在那裏，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在全國到處流浪。所以我能夠活下來，真是不容易的。我到貴州啊，東北三省，吉林，黑龍江，遼寧，北京，甘肅蘭州，陝西西安，那麼還有山東淄博，這些地方我都去過。

我為了維持生活，去打工啊。我原來是學生，在農場裏面沒有什麼參加大的勞動，但是我出來以後，為了生活呢，我就參加了開山，把山上的石塊爆破下來，這個工作一般人都要體力強壯的人幹的，結果呢，我也學會了，那時候我一般經常能挑的隻有二十五公斤能挑，挑二十五公斤還可以，要我挑五十公斤是挑不起來的，但是經過半年六個月的鍛煉以後啊，我能夠挑一百公斤，那麼兩個人扛的話，我能夠扛這個五百公斤，能夠扛多少路呢，能扛十公尺，二十公尺。我在這個十七年裏頭呢，一方面為了生活，一方面繼續自己學習外文，我學日語，就是在這十七年裏面學起來的，那麼還學了英語，因為我原來在學校裏面都學的是俄文啊。

主持人：1978年，中共宣布反為右派份子摘掉帽子。已漂泊了21年的徐紹華終於有了自己的戶口。

徐：中央有這麼一個文件下來，認為呢這個右派是擴大化了，他們不承認錯誤的，他們講擴大化了，那麼他們自己呢也是認為過意不去，給他們折騰了二十多年，我是被折騰了二十一年。他們想想現在中央既然這樣指示，就應該按照中央的指示做，給他們解決問題。那麼工作問題呢，他們就給我安排在上海市第二工業大學，第二工業大學教書，因為我原來有房子的，就是因為我們家裏沒有人了，就給他們收掉了，收掉了以後，他給我落實政策，還給了我一間房子，那麼戶口呢又從新呢自己有了戶口薄了。過了大概到八五年，因為應用技術學校呢他恢複了生物工程這個專業，他們把我調到上海市應用技術學院，到生物工程係裏邊做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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