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09年10月05日发表)

    “我相信从长远看，历史会沉淀下来，严肃的学者在世界上不可能绝种。但是，自从1995年拍了《天安门》之后，我一直受到共产党和学生领袖的两边夹攻。有一次我在公路上开车，忽然看到路边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撒切尔夫人的话：‘不要在中间开车，否则你会被两边的车撞坏的。’我想，这正是我的处境：两边的车都冲着我撞过来。”

    说这番话的记录片《天安门》制作人卡玛，陷入柴玲起诉的官司缠讼烦累之中，已经两年多了。2009年4月15日，卡玛所在的长弓纪录片制作组因高昂的诉讼费用，面临可能破产的危机时，发出《纪念六四：兼论言论自由及其倡导者》呼吁书。5月29日，中国作家王力雄发出《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引起中文世界的注意。6月10日，笔者发表《柴玲起诉卡玛，是不是“恶意诉讼”？》一文，对此案的恶劣性质进行剖析。

    通过和卡玛同住在波士顿的郭罗基先生，笔者找到卡玛，向她表达我的敬意和支持。此后，我便通过卡玛的影像、文字和个人交谈，了解这位遭到中国政府和某些学生领袖痛恨的导演，逐步认识她的身世、她的理念以及她对历史诚实的精神境界。

    ◎ 她坚守人文价值和史家传统

    假如可以重新选择，卡玛和她的合作者还会拍这样一个令他们祸不单行的《天安门》吗？笔者认为，人们的选择取向基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卡玛作为主要制片人的困境几乎是命定的。尽管当初决定开拍此片时，卡玛有种种顾虑，但一旦投入，她本人对人生体会的深度和广度，对中国问题的独特认识，就必然渗入其中。她对镜头的选择反映了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经验。

    卡玛的政治倾向是如此明显。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说：“至于到想要拍的时候，采取一种什么方式拍，当时我觉得我唯一一点偏见就是我对这场运动是同情的。”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记录片中，善良的人们可以用心灵感觉到，镜头背后的制片人在和他们一起流泪哭泣。影片一开头就有抗议者挡坦克的镜头，解说词评论说：“这是人类的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影片最后以一位死难者母亲的话作为结尾，卡玛说：“我们当时觉得，在这样的血腥镇压后，任何解说词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可以说，任何人都没有说话的权利，除了那位母亲丁子霖。”在此片中，卡玛自始至终坚守和捍卫民主价值和人道立场。

    然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者，卡玛不但要表明自己个人的立场，更要力求公正无偏地对六四事件进行全面的观察和诠释。中国古代史家强调著史须“不隐恶不虚美”“秉笔直书”。西方历史学家主张独立和中性，他们不能做某一方的代言人和啦啦队，而是要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以客观真实为目标，发掘有关该事件的确切资料。无论个人感情如何偏向学生运动，卡玛不敢背叛史家的优秀传统。

    卡玛多次引用罗伯特.休斯有关历史人物的一段话，阐明他们制作《天安门》所遵循的原则：“人类追求经纬分明的善恶划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这种追求往往将历史变成了说教，从而剥夺了历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们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奋斗也有失败的历程。因此，保持历史色彩斑斓的原貌，防止历史被僵硬陈腐的信条漂成苍白，正是历史家的责任。”

    拍片初期，卡玛心里没有固定的剧本，也没有先入为主的结论，她只是非常同情学生运动一方。等到搜集了解到很多的资料，慎重地审查了各种信息资源，她就开始了痛苦的内心挣扎。她发现，抗议者追求的目标并不清楚，他们的组织结构也不够民主，一些学生领袖缺乏妥协精神，有些人甚至动不动就把不同意见者视为“投降派”、“叛徒”。曾亲眼目睹过中国文革中凸现的人性之恶，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卡玛知道，在冠冕堂皇的正义大旗下有多少仇恨和不宽容。二十年前在天安门抗争的人们，既有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也有不太光彩的一面。

    那么，卡玛是否还能在她的影片里保持历史的原貌呢？她没法推卸这种历史责任。这种坚持，是人类对于真实的永恒追求。人类需要认识自己，改善自己，制片人也就只能满怀对人性弱点的深切同情，毫不畏惧地直面事件真相。正如《波士顿凤凰报》评论所说：“这两位制片人所选择的纪念这场民主运动的方式，不是把它简单化，而是把运动的复杂性表现到几乎令人痛苦的地步。”

    用摄像机来讲述这段痛苦的历史，卡玛为各种声音提供一个公平面世的机会。通过现场镜头和人物采访，影片几乎将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这段时间的每一天，都一一清晰地还原重现。此片被评论家认为囊括百万人的阵容，纵横中国七十年的革命史，却毫不哗众取宠。其叙述语言简洁朴实，分析冷静理性并富有哲理，一切以事实本身来说话，重客观而不做主观结论。

    ◎ 继承了家族的密码和“原罪”

    卡玛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出生，直到1971年才第一次离开中国。这位美国白人的女儿有着非常独特的经历，她在中国的语言文化中长大，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见证了毛泽东时期诡异而惨烈的政治运动。

    当卡玛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时，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现实困境，思考自己未来的命运。那时正是文革前夕，中国开展强调“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还是初中生的卡玛也感觉到了政治压力。她读了美国左派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回忆录《斯大林时代》，获知革命中有很多屈死的冤魂。小小年纪的她便自问：“如果自己将来像斯特朗一样，被两个阵营都视为敌人，我还有没有立足之地？我还有没有勇气活下去？”

    父亲的遭遇，证明这位小姑娘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韩丁（William　Hinton)是一位记者，也是农业专家，曾于1945年随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到中国，后受聘于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贫穷的乡村救助人民。这位美国人后来因认同中国革命遇到了麻烦。1953年，韩丁因不满苏联专家在中国的专断而回美国，遭到麦卡锡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被传讯听证，上了黑名单，被吊销护照，禁止离开美国长达十五年。吊诡的是，韩丁在他所支持的共产党中国也曾被禁书。他的长篇著作《翻身》，因记载了土改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悲惨事件，遭到来自共产党营垒的批判，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记者”。

    十八年后才在北京重见父亲，这还不算卡玛太大的不幸。在成长过程中，时常让年少的卡玛感到很尴尬的是，因为她的金发碧眼而被人骂作“美帝国主义”，还常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通知离开做政治报告的会场。卡玛曾说想当勘探队员，被人质问说，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中国的宝探走？文革初期，红卫兵吼叫着要她滚出学校。后来，公安局甚至将她备案为“特务嫌疑”。能够接受她的，是同学中一些不同出身的离经叛道者，不论来自所谓的“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家庭，他们都反对“血统论”，认同遇罗克的《出身论》。

    自从卡玛拍了《天安门》，柴玲及其支持者论理站不了上风，就追究卡玛家族“亲共”的历史。在卡玛的家人身上，笔者看到的是，天真而轻信的美国左派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如何陷入中国政治的烟云迷雾之中。然而，无论对其家人的评价如何，卡玛应该为自己家人的言行负责吗？柴玲等人采取株连的手段，想要达到因人废言的目的，说明他们承袭的是共产党“血统论”那一套。

    如果真要追溯卡玛的血统，我们还可发现， 在她父系的英国祖先中，有一位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还有一位曾祖姨母是写作《牛虻》的女作家丽莲—伏尼契，她嫁给了一位反对沙皇的波兰伯爵。卡玛母亲的一方是芬兰移民，卡玛性格中的忠实、纯朴又豪爽的因子可能来自北欧民族的这种风格。

    继承了一代又一代家族的密码，卡玛怎样才能做一个自己？经历过东西方的社会变迁，认识了世界和人生的复杂性，卡玛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漂泊的人，不听从任何阵营、势力和利益派别，不为任何一个阵营护短，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做一个诚实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 因拍摄《天安门》而惹祸上身

    在哈佛读博士学位，卡玛选修的是“中国美术史”。她既热爱美术也喜欢历史，这个专业还和她熟悉而怀念的中国有关。但美术史并未和政治脱掉干系，她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搜山图》的源流，那些画卷所描绘的诸多神祇搜山驱鬼的神话，分析起来涉及到中国的民间宗教和政治文化。

    对卡玛来说，拍摄《天安门》这个记录片有点偶然。在这之前，他们夫妇曾以人类学学者的眼光，拍摄过多部表现中国农村生活的记录片，获得二十多种国际性电影大奖。当初八九民运轰轰烈烈的时候，有人来找卡玛拍片。卡玛开始不敢拍，理由是拍记录片太困难了，再加上孩子还小，博士论文尚未完成，家庭经济也捉襟见肘。但是卡玛的丈夫——摄影师高富贵经不起朋友热情邀约，参与了拍片计划，又极力说服卡玛加入。不久，政治风向就突然变了，原来力主拍摄该记录片的人退出了，卡玛只好和丈夫一起承担起这个计划。

    在专制的中国生活了二十一年，又在民主的美国生活了二十年，身上带着东西方两种文化，卡玛一承担，一出手，这部影片就有了不同凡响的视角和独立立场。但她倾注六年的心血所摄制的记录片，给自己带来了摆不脱的麻烦。中国官方和某些异见人士都从不同的角度谴责她。用卡玛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中国政府方面不肯放过《天安门》。他们指责这个影片“歌颂暴徒，误导观众，伤害了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片进行长期的围追堵截。1995年纽约电影节因放映《天安门》，遭到中国当局的抗议，张艺谋被禁止前去参加首映式。其后，香港、悉尼、柏林和旧金山等电影节也受到种种压力。汉城电影节因考虑到和中国的商业关系，最后把《天安门》从节目单上删掉了。连以帮助独立影人为宗旨的美国“太阳舞电影节”，在获知中国政府的抗议后也不再邀请卡玛了。此外，有西方基金会因为卡玛拍过《天安门》，害怕得罪中共而不敢资助卡玛，令卡玛的事业举步维艰。

    来自柴玲等学生领袖方面的纠缠和报复，比起中国政府来也毫不逊色。他们对《天安门》的愤怒声讨，类似文革时期针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大批判运动。柴玲和她的支持者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却一口咬定卡玛受中国政府指使。他们谴责卡玛等人“恣意亵渎污蔑学生领袖和学生运动本身”，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虚伪，使用自己的文字和影片杀人的人”，“是一群苍蝇，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