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研韬
   
   在今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远不如自然科学受重视，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执政者对人文社会科学持有偏见，二是当代学者未能充分展示人文社会科学的强大威力。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误解和轻视已经阻碍了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
   
   反观欧洲大国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确有诸多值得深刻反省的地方。笔者近日浏览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DFID）的官方网站，对其重视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肃然起敬，对其以科研为导向的运作模式叹为观止。

   
   DFID成立于1997年，其主要职能是促进国际发展、减少全球贫困。该部官员道格拉斯•亚历山大（Douglas Alexander）称，“要减少全球贫困，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复杂的、多变的。没有新知识、科技创新、可靠的证据和崭新的理念，我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了科学研究对于减少全球贫困的巨大推力，DFID逐年增加科研投入。在2008-2013五年间，DFID的科研总投入高达一万亿英镑！DFID官员坚信，加大科研投入是明智的战略选择，因为科研是确保方向正确、方法得当的法宝，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的核心手段。
   
   为实现其目标，DFID尽最大努力去影响决策者以确保科研发挥应有的作用，全力扶持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开展、应用科学研究应对贫困的能力。以科研为核心贯穿于DFID运行的全过程。事实上，英国政府不仅在国际援助、减少贫困方面倚重科研，在其他领域莫不如此。
   
   早在北京奥运会之前，英国政府就开始研究北京奥运会的运作模式。有关部门将不同的研究课题委托给数家机构。这些机构又进一步将课题细分，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相关研究之精细令人称赞。譬如，有的课题小组专门研究中国是如何动员社会资源支持北京奥运会的。
   
   欧盟发达国家对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垂涎三尺。在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后，欧洲国家立即启动了科研项目，积极探讨科学发展对欧中经贸关系的潜在影响，并向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提出应对建议。欧洲的涉华研究机构不仅四处搜罗相关文献，还经常派员进入中国实地调研。
   
   事实上，在西方大国，人文社会科学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这是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决定的。其政治制度决定了政府与政客必须向选民负责、让公众满意。为此，政治精英们必须倚重科研以提高管治效率，必须善用公共资金以便向纳税人交代。
   
   除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因素外，欧洲的社会文化传统也深刻影响着其科研环境。在西方，课题立项、资金使用都严格遵循章程、接受监督。在中国，社会关系对课题立项的重要性妇孺皆知，变相瓜分科研资金的手法层出不穷。可以说，缺乏透明和监督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萎靡不振的另一诱因。
   
   欧洲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警示我们，实用与实效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如今，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中国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这对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是千载难逢的的发展机遇。“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工作学者具备绝处逢生的智慧和胆识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16日，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