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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孽不是被历史遗忘就是被历史审判

——从野夫和熊召政的是非恩仇说起
   
    文/亦忱
   
    一
   
   湖北籍的两位作家野夫和熊召政,可以说是当今中国分别受到民间草野和官场庙堂极为推崇的两位才华横溢的知名作家。
   
   野夫继2008年度获得民间知识界设立的“当代汉语奖”褒扬之后,新近又以他的散文集《尘世·挽歌》和长篇小说《父亲的战争》行世,而一鸣惊人。他居然令大牌的京城作家章诒和都为之倾倒,乃至屈尊以野夫的“粉丝”相称,并以结识野夫为莫大的荣幸。由此可见,野夫文名盛传于中国民间草野,确实是名至实归,不无来由。
   
   而熊召政则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中国历史的另类解读为依凭,潜心多年,杜撰了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他不仅获得了中国庙堂设立的茅盾文学奖的追捧,其文名如日中天,而且,此君还大获官场和庙堂中的衮衮诸公的欢心和延揽与垂青,进而能去CCTV开坛座讲。达人朱健国曾在《炙手可热熊召政》一文中,不无根据地写道:“據知情人透露,由於「天子近臣」喜愛《張居正》——胡辦人手一冊《張居正》,並調看四十三集電視劇《張居正》,這顯示大書記極重視《張居正》。「上有所愛,下必所好」,目前至少已有十七個省的省委常委,人手一冊《張居正》。俞书记甚至在上海宴請《張居正》作者熊召政(湖北省文聯副主席),交流「感悟張居正」。”
   
   不过,令人深感吊诡和诧异的是,来自巴楚之地的这二位当代中国极有文学才华和思想厚度的知名作家,却因为发生于20年前的那场风波中的陈年旧事,而公开决裂。
   
   据野夫在他的《是非恩仇已廿年——熊召政和我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一文中说,20年前,熊召政和野夫由于卷入当时的政治纷争而双双系狱。结果,由于熊召政卖友脱罪求荣,而导致野夫被判刑6年。
   
   令人闻之百感交集的故事演进过程是,野夫在狱中囚禁时,他的父亲因为在绝望中贫病交加殁于其出狱之前,而令野夫未能恪尽为乃父送终的孝道以致抱憾不已;随后,野夫那位深明大义的高贵母亲,则在其出狱之后,又因为不愿意拖累遍体鳞伤且一文不名的儿子,而于深秋时节自沉于长江。而靠出卖好友以脱罪而获得自由重返社会的熊召政,以其过人的才情和智商,随后荣登湖北文联副主席之位,以亦儒亦商的姿态,在世纪之交名利双收,俨然成为楚地商界与政界双栖的闻人和国内文学艺术界无人不知的具有通天本事的达人。
   
   为此,难怪野夫会在文章的开篇中这样写道:出狱后“我常常质问自己——你真的不能宽恕他吗?你为何不能超然于伤痛,彻底遗忘你的所谓祖国和朋友对你的加害?一个不能释怀于仇恨的人,又怎能真正轻松和快乐起来?”
   
   对野夫在文章开篇中所提出的这些个问题,他在近7000言的长文中,作了自言自语的解答。我相信,所有阅读过这篇长文且又有一些社会阅历的人,大都能从中获得或多或少的感悟。如果要我用野夫自己在文中的话语来说,亦不过如此而已:
   
   ■十几年来,家破人亡,我独自放逐在这个叫做祖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选择出境或者流亡。我要远远地看着他发财,远远看着他四处打点以获矛盾文学奖,看着他这个被开除党籍的人,竟然再次苦苦地去竞争省作协副主席的爵位。我甚至还将看着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去争当全国政协代表,去出席这个党的各种会议。最后,我将看着他慢慢地死去,他比我要老得多,他一定会死在我的前面。
   
   ■ 当然在这个国家,还会有各种意外——也许我会走在他前面。但是写完了这一篇文章,我就不怕也无憾了。因为至少他不敢在我身后,再来歪曲历史,甚至再来怀念我们曾经的战斗友谊——因为他竟然好意思在他出版的旧体诗集里,还保留着赠送给我,赞美我“白眼青钱不受封”的两首律诗。
   
   二
   
   我一直认为,由一个几乎从未遭受过人生重大磨难的人来议论别人刻骨铭心的恩爱情仇,想不陷入隔靴搔痒的尴尬境地,也确实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随后的文字中不想就野夫和熊召政的是非恩仇大发谬论,而只想拿这二位当代中国作家的故事做做引子而已,来展开我对所谓“历史的遗忘”和“历史的审判”发点不着边际的散漫议论。
   
   我记得,前苏联的缔造者列宁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列宁的这个说法是成立的,那么,是不是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个民族中可以自诩为不是叛徒的人,大概少到了寥若晨星的程度。
   
   比如,前些年,国人笑蜀曾编撰过一本题为《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小册子,将一些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于60多年前义正词严说过的话语结集刊行于世,结果,此书居然遭到当下中国那些继承了发出“历史先声”者的宝贵遗产且又握有话语权的人,以毁禁该书流传的举措来对待的命运。
   
   由此可见,对历史取遗忘的姿态和做派,乃我们这个民族的精英分子最有力的选项之一。而野夫显然不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公认的精英分子,所以,他才执迷于记忆自己个人和家庭乃至整个民族的爱恨情仇和是非曲直。可以想见,野夫踯躅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边缘地带,无论是在凄风苦雨之夜,还是在阳光明媚之日,都在时不时地用自己的窃窃私语叙说着他和他的家族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滴血和流泪的历史,而坚拒对不堪回首的历史以一笑泯恩仇似的高姿态,来高调地加以遗忘。
   
   我猜想,野夫或许也同我一样以为,“宽容与和解或许是一种美德,但它有个基本前提:真相与忏悔!”【注】
   
   我相信,所有野夫的读者一定能轻易发现,从野夫记录其祖辈毁家纪事的《地主之殇》,到叙说其老娘自沉哀痛的《江上的母亲》,直到厘清自己同昔日好友分道扬镳的《是非恩仇已廿年》,乃至用一只小狗的运数观照自己的命运而娓娓道来的《球球外传》,野夫这样滴着泪,淌着血,一路写来,如果要我仅用几个字来归纳其精神内核,我以为,似乎可以用“拒绝遗忘”四个字来概括足矣。
   
   前些日子,我在涂鸦阅读野夫《尘世·挽歌》感受的小文《野夫生涯,国士品格:用一曲挽歌唤来民族魂》中说,“野夫真的是在用他发自心灵的带有血腥味的一曲挽歌,为这个历经一场‘没有履行自己诺言的革命’(何家栋语)而失魂落魄的民族,扮演了一个为自己的苦难同胞叫魂的角色,他把那些个同他一样可怜的同胞们遗失在历史硝烟和滚滚红尘中的灵魂,终于在新世纪给唤回来了。”
   
   在这篇小文中,我还不自量力地为所谓民族魂给出了自己的简略定义:“如果有人非要问我,是什么东西才是组成一个民族灵魂的要素?我会说,是对历史的道德勇气,是来自心灵的至诚厚实,是面对同胞的悲悯情怀,才能支撑起一个民族堂堂正正灵魂的三个不可或缺的支点。而这些东西,正是洋溢在野夫既凄厉又婉转,既血腥又温存的一片挽歌声中的主旋律。”
   
   今日,我还想在此再补充一句,一个民族若想不失魂落魄,则必须像野夫那样,始于拒绝遗忘。
   
   三
   
   自从野夫的《是非恩仇已廿年——熊召政和我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刊出之后,他的鄂籍同乡、隐居于云南大理的世外高人余世存,在研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激情洋溢地写出了近6800字的雄文,题为《进行时的中国审判》。
   
   余世存在文中这样写道:“我期待过文明的即时裁决,中国人当下的复仇审判。四五年前,我在不少场合说过清算审判的意义。我希望,所有文明世界的华人们,有义务寻找、组建这样的法庭,所有中国的公检法机关,有义务勇敢地承担这样的审判功能,所有关心中国进步的世界人士,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法理智慧,从而使当代中国发生的一切罪恶都能得到审判。”
   
   读毕余世存的文章,我这个蜗居于穷乡僻壤的山野匹夫确实很有感慨。窃以为,余先生作为一介饱读经史子集的当代书生,自然可以隐居于荒野发出对其心目中的罪孽进行审判的喊声。然而,与他的审判呐喊高度不相称的是,时下的中国语境,却不给他的话语以一个旮旯寄托的位置,亦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不,野夫昨日刚刚把他的雄文转帖在自己的“旁门兵栈”里,不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
   
   关于对余世存的《进行时的中国审判》一文的读后感,当时我曾随手涂鸦了几百字跟贴在文后,现照录如下:
   
   余世存先生此文立意高远,义正词严,读了令人为之肃然。
   
   我以为,唯余先生拿余杰说事不足为训。当年,此人和王怡在美国演出“代天父传言”的现代版故事,而将另一位民间的维权者郭飞雄逐出去见布什的行列,其实,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品格上,其卑污,其拙劣,其不堪,同任何专制者不遑多让。余杰此人,其实是个只要别人忏悔的主,而丝毫没有丁点廉耻对自己的劣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丝毫的歉意和悔意。这样的人若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其恶劣、其残忍大概不会比任何历史上的专制者好多少。
   
   不过,此文中有关余杰的文字虽然使该文在道义上受到这些不知反躬自问的斗士劣行所累,但从整体上而言,瑕不掩瑜,依然不失为一篇不错的好文。
   
   我以为,任何在野论政的中国人,其道德情操至少不应有余杰、王怡那种臭名昭彰的劣行,方才能对心地正派的国民具有强大的正面影响力。
   
   我们当以余杰、王怡为诫。
   
   坦率地说,我之所以要在此文中扯到余杰、王怡,就是想借此顺便展开所谓“历史的审判”话题。
   
   四
   
   不言而喻,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去,都会在历史的无边背景中化为尘埃而消失于无形。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我们在历史上所造下的罪孽,都无法逃脱的命运只有两种:或是被历史所遗忘,或是被历史所审判。
   
   当年,刘少奇在得知“大跃进”所导致的大面积饥馑引发人相食的惨剧时,曾惊恐于历史的审判而对毛泽东说:“人相食,那是要上史书的!”无奈,面对刘少奇所惊悚进谏和规劝的人,却是一位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诩,且丝毫不惧怕历史审判,并以蔑视美苏诸强国皆为“纸老虎”著称的中国5000年才出一个的民族英雄。所以,后来的故事就没有什么好说道了:惧怕历史审判的刘少奇输的很惨,他随后被不惧怕历史审判的毛泽东作为“叛徒、内奸、工贼”,给押上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审判台进行缺席审判,最终,竟然以化名“刘卫皇”拘押系狱而死于远离京城的河南一个旮旯里。
   
   至于随后所展开的中国历史演进历程,确实对构陷刘少奇的打手们进行过半拉子的历史性审判,曾将那些迫害刘少奇的罪孽们一个个押上了胜利者设置的审判台,而作了必要的惩处。但是,我们从杨继绳所撰写的描摹3000多万同胞被饿死的历史性著作《墓碑》中所感知的历史场景中,显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浅显的结论:中国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迄今似乎尚未展开到对那个时代的各色人等犯下的罪恶进行审判的阶段。我们无疑还要保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下判的历史老人那姗姗迟来的脚步慢慢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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