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第12期《读书》杂志上，曾经发表常念斯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作者在盛赞胡乔木之余，特地表示:"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我感谢作者的好意。后来,秦川在香港《镜报月刊》1996年12月号上,于光远在1997年的《广州文艺》上,也都叙述了这件事的过程并表明了他们支持周扬的态度。虽然这都是个人意见，但这也许是一种迹象，表明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终于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了。;    作为知情人，我觉得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桩公案的情况写出来。至于其中的是非曲直，让历史学家去评说吧!

六十年代批判人道主义

   “文革”前后的周扬，变化是很大的。

   在60年代初，周扬本是批评人道主义的。在1960年7月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党在文艺方面的最高官员)作报告，就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称之为"修正主义的"谬论。周扬指名批评了"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说他们在他们的纲领中宣扬了"人与人之间的人道主义关系"，提倡"人道主义精神"。周还批评了中国的胡风、冯雪峰和巴人，说他们宣扬了同样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

   1963年，正是在批判"修正主义"高潮的时候，刘少奇提出一个意见，认为单是写批判文章不够，还应该写小册子，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批判。当时拟出了一批题目，其中有个题目就是《批判人道主义》。这个课题由周扬主持。他挑选了几个人，包括洪禹、汝信、邢贲思、罗国杰、王春元、王若水等，组成了一个写作组。

   作为这项工作的准备，我们看了一些当代国外的有关人道主义的材料，还编了一本《马恩列斯论人性和人道主义》。周扬虽然不能花很多时间到我们这个小组来，但他每次来都很认真地出主意和参加工作。那本语录就是他和我们一起一条一条审定的。

   我们当时都是支持对人道主义的批判的。但是，小组在讨论到异化问题时，却有一些不同意见。有些人说，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应当象抛弃人道主义一样抛弃它。我主张，“异化”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而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唯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它。我的观点得到了周扬的赞同，被分配写“异化”和“人性”这两章。

   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把"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当做批判重点。这一次，周扬不仅批评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而且批评了苏联的"修正主义"。

   在这次讲话中，周扬首次论及异化概念，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利用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关于"异化"的某些论述，来把马克思描述成"人道主义者"，这完全是徒劳的。周的这篇讲话经过毛泽东审阅，并得到他的表扬。

   然而周扬却无法完成他的这本小册子。在他作完上面那个报告后不久，1963年12月，毛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个批示，批评了周扬所领导的文艺部门"问题不少"、"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1964年6月，毛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批评文艺联合会和它领导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是很重的批评。熊熊的批判烈火在文艺部门和文艺团体中燃烧起来，周扬只能抛下写小册子的工作去应付。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它要把周扬排挤掉--这就是江青。

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报告

   “文革”结束后，周扬出狱。他住在招待所里，没有多少事情，有充分时间接近一些普通干部，我认为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他抓紧时间读书。他曾表示，想找一些黑格尔的书来看一看。那时，这种书很难找。我借了两本书给他，一本是黑格尔的《小逻辑》(中译本)，另一本是Stace的《黑格尔的哲学》(英文本)。《小逻辑》很难读，但Stace的书解释得很清楚，我得益此书很多，我想也会对他有帮助。在象他这样高层的中共官员中，到老年还对理论这样有兴趣的人是不多的。

   周扬研究理论，我想也是为了对“文革”进行反思。不久他担任中宣部顾问。在一次中宣部的会上，他承认了他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不妥当的。汝信参加了这次会。大概他早就有这种想法，周扬的表态鼓起了他的勇气，不久，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发表了，其中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这篇文章当时得到了胡乔木的表扬，因而被评上了《人民日报》1980年"好文章"奖。谁也没有想到，三年以后，胡乔木又授意汝信对这篇文章作检讨。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大会，由总书记胡耀邦做讲演。此外，再召开一个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中宣部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报告人，题目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的。贺敬之挑选了几个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来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周扬同意做报告，但他不满意这个题目，认为范围太狭窄了;他也不满意中宣部挑选的助手。他决意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亲自物色了三个人来协助他:上海的王元化、中宣部的顾骧和《人民日报》的我。

   周扬在天津迎宾馆找了几间房子，让我们和他住在一起。迎宾馆是过去天津市委为毛主席修建的“行宫”，占地很大，有好几座楼。这里树木繁盛，景色宜人，环境安静，没有干扰，是理想的写作地方。

   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三天。周扬说这个讨论对外保密，让我们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最后让周扬来确定报告的基本思想。我建议周扬讲讲人道主义，但是周扬似乎对异化更有兴趣。他对异化问题是有研究的，曾在中央党校作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

   为考虑这个问题，有一夜他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他说，他决心讲异化问题。我对他说:"你决心讲异化，我很高兴。"我原来想，以周扬的身份，可能会觉得谈异化这样的敏感和有争论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他下这个决心需要勇气。

   周扬根据我们的讨论，决定挑选四个问题来讲: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文章题目，就定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第一个问题由顾骧起草，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由王元化来写。第四个问题本来是准备分配给我写的，我因为还有一大堆事情，推卸给顾骧，提前回北京了。但稿子写成后，周扬又要我修改人道主义这一部分。我在北京对这一部分做了大的修改，不少地方是重写。因为时间匆忙，我只能把我过去的文章中的一些现成的话照抄上去。其他两位大概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向周扬说明了我们的不得已，但周扬似乎不以为意。

   周扬报告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绝大部分观点也就是我的观点，但有些地方是按照他的意思写的。周扬并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觉得我走得太远了。

   这次,周扬不象过去那样,认真修改助手起草的初稿,亲自加写一些内容,而是有些大而化之。我明显地感到周扬是老了。

   报告会3月7日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开幕式。

   我没有参加这个会，因为头一天晚上和王元化一起对讲稿进行最后的润色，工作到凌晨，弄得很疲劳。讲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王元化和我就在排字房修改，边改边排，第二天早晨临开会时才匆匆忙忙送到会场上(周扬对我们很放手，让我们替他最后定稿)。因此，事先送审是来不及了。邓力群似乎很放心地说："先讲吧!"

   在开幕词之后，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报告人是周扬。周扬本是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报告常常是很吸引人的，但现在他已年迈，身体也不好,只简单地作了一个开场白，就由一个广播员代念讲稿。据参加报告会的记者回来告诉我，这个广播员很有本事，事先没有看讲稿，拿起来就念，居然念得抑扬顿挫，声调铿锵。当时，台下鸦雀无声，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

   报告结束时，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这次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王震走到周扬面前说:"讲得很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文汇报》驻京记者马上要求周扬把这个讲话给他们发表。我说，《人民日报》有优先的权利。周扬当然希望能在中央党报上刊载。当天晚上发会议的新闻，着重报道了周扬讲话的要点。我特地在新闻后面加了一句预告，说:"全文本报另行发表。"这是为了防止别的报纸来争夺。

胡乔木在周扬家中的谈话

   周在报告后马上把报告稿分送给胡耀邦和胡乔木审阅。送给胡耀邦的稿子退回来了，那上面有胡耀邦在文章中划的记号，但是没有注上意见(后来胡耀邦解释说，他还没有看完，秘书误以为看完了，就把稿子退了回来)。

   在一篇赞扬声中，只有胡乔木一个人的反应与众不同。不过这一点人们是逐步知道的。

   最初的一个不祥的迹象是:原定在3月9日结束的会议突然宣布延长，据说是因为有些同志还有不同意见要发表。可是10日和11日这两天都没有开会，看来是所谓"不同意见"还没有准备好。

   3月10日，我按照事先接到的通知，到了周扬家中。胡乔木要和我们谈他对周扬文章的意见。去的人还有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以及文联副主席夏衍。胡乔木正在住医院，他没有把周扬叫到医院而是登门造访，因为尽管胡乔木在党内的官职比周扬高，他的资历却没有周扬那样老，三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还曾受周扬领导。

   胡乔木开始说:"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他申明:"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我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接着他说:"我看了一些文章，抽象化的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他批评了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和《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还批评了《离离原上草》等文艺作品，不过他的语调并不严厉;而对周扬，他自始至终是很客气的，没有正面批评他的讲话，只是说了一些"不够"。胡乔木讲话的大部分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许这就是他认为周扬文章中"不够"的地方，其实这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周扬文章也说到了，只是没有说得那么多。我听不出两人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从资产阶级观点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这个话很流行，例如‘大赦国际’批评苏联和中国，他们就是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也是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中有各种糊涂观念。我们现在提人道主义，究竟指什么?很难给人以明确概念。如果不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就容易引起误解，好象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件事。当然周扬的文章讲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没有展开讲。要展开讲。不能说服资产阶级讲人道，不去剥削。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很可惜，这方面的道理，在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很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