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不甘心。我又去求助这个系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教授。他答应了。于是我天天等待。等了三个月，好不容易等来了那位遇难女生的名字，其它一切他说再让我等一段时间。于是我又等待，一等又是好几个月。但当我再见到他时，他却已经把这件事"忘了"，再也不提及。我非常失望，但我还是要感谢这位教授。我觏解他的难处，想必他为了查明那位遇难女生家属的情况，一定是碰了不少壁，已无能为力了。我只好另想办法。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天，一位受我之托的年轻人交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详细写着那位遇难女生ＺＸＸ的家庭住址。当我接过那张纸条时，那份苦涩的兴奋是难于用语言表远的。他没有告诉我这个地址是怎么得来的，但我能想像到这个地址得之不易。

   　　我再也不愿等待了。第二天，我按地址找到了Ｚ家所在的那幢住宅楼，叩开了Ｚ家的门，但出来开门的并不是Ｚ家的人，原来Ｚ家已搬到别处去了。真想不到好不容易得来的线索一下子又断了。但我这次遇到了一位好心的青年人。他听我说明了来意，动了恻隐之心，告诉了我Ｚ家的新地址。

   　　终于找到了，但离那场劫难已过去了四个年头。Ｚ的父母是一对退休的老人。母亲目光呆滞，头发几乎都白了，当了一辈子幼儿园老师，在她手里一茬一茬的幼儿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了，可她自己最心爱的幼女还没有大学毕业就永远离开了她。Ｚ的老父五十年代初曾是赴朝参战的志愿军战士。这位当年的"最可爱的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死在同一面军旗下的"战友"们的枪口之下。这我才知道，老俩口这几年一直生活在孤独和压抑之中。他们不愿接触外人，外人也很少接触他们。他们不再提起女儿的事。我想，也许他们在潜意识之中也把女儿的遇难当做了一个"禁区"，一个不愿触动的心灵的"禁区"。但那天老人终于开口了。

   　　她告诉我，她的女儿是六月四日晚十一时在天安门广场外前门附近中弹身亡的。当时她同她的嫂子正好路过前门附近，恰遇戒严部队进逼天安门广场，人群被冲散了。他们两个弱女子躲到了小树丛后面。可Ｚ还是没有逃过这场劫难，她是倒在嫂子的怀里慢慢死去的。

　　　　　　　　我们工人家庭培养个大学生容易吗？

   　　在八九年的那场大屠杀中，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死伤最为惨重，仅遇难的大学生、研究生就有六名之多；遇难的教工子女有二名，还有若干名受伤、致残的。

   　　继那位遇难的女大学生之后，我又找到了另一位姓ＣＨ的遇难者，他是ＸＸ系的一名代培生。

   　　那是在九三年夏七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碰见了一位平时并没有很多交往的老姐妹，她已经退休，是一位古道热肠的好心人。我偶然想起，她原先所在的系不是也有一个学生遇难了吗？一问，她居然同这位学生很熟，还曾经在家里请他吃过饭。这位学生遇难后，她还曾同死者家属保持过一段时间的联系。闻此我非常高兴，可我怎么早没有想到去求她呢？

   　　我猛然醒悟到，寻访"六四"受难者家属这件事，难并不难在找不到线索，而是难在找不到掌握线索的人，更难在找不到愿意提供线索的人；对我来说，还难在愿意提供线索的人未必愿意向我提供。自从我九一年接受美国ＡＢＣ广播公司采访受到当局整肃成为"问题人物"以后，过去和我有过交往甚至很要好的朋友渐渐与我疏远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生活在孤岛上。我也自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尽可能少同周围的人们来往，以免给人家带来"麻烦"。可是在我的内心之中，一种想与受难者群体建立联系的愿望是那样的强烈，总是想要找到他们。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这种愿望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回应。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人心所向吧。

   　　使我深为感动的是，我的那位老姐妹没过多日就给我送来了ＣＨ家的详细地址，而且还通过死者生前的同学与死者的家属取得了联系。

   　　于是，在七月份炎热的一天，我和我先生由那位同学作伴，驱车来到城东南一条曲折、狭小、幽深的小胡同，下车进了院子又拐了好几道弯，这才进了ＣＨ的家里。那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家庭。两间里外间的旧式小平房，挨着外间又搭了一个临时的小厨房。室内陈设简陋。一张五十年代流行的双人床，两把简易木扶手沙发，一张方桌，一把木椅，此外再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了。这不由使我回忆起七七年代初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时的情景。当时大多数干部、知识份子从干校回来就是这样家徒四壁，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想不到这个家庭到了九十年代还是这样一种境况，我心里不禁一阵酸楚。

   　　我们到ＣＨ家时ＣＨ的母亲不在。坐定后，老父亲为我们沏茶，没有茶壶，用一只破旧的搪瓷杯往小玻璃杯倒水；没有茶几，就搬来那把旧木椅让我们放下杯子。老父亲知道了我们是从人民大学来的，还以为我们是代表学校领导来慰问他们的，强忍悲痛说了不少感谢的话。我不忍心作出澄清，因为我从谈话中知道，自ＣＨＸＸ遇难、办完后事后，除了ＣＨ生前的同学不时来看望过他们，学校方面再也没有人踏进过他们家的门槛。这位老人年岁大了，头脑里尚记着多少年前共产党的所谓"革命老传统"，以为家里遭了难，逢年过节一定会有"领导"来"看望"的。但是这次他错了，他不明白他儿子是死在政府的"平暴"之中的，政府至今没有对死者作出任何"政治结论"，"领导"怎么会来慰问呢；即使是遇上富有同情心的领导，也是不敢上门的。

   　　说话间，老母亲回来了。看得出来，她的性格与她的老伴不同，善良中透出倔强。当她得知我也是遇难者的母亲后，止不住向我尽情倾诉，我也是在哭泣中倾听她的诉说的。

   　　老俩口原来老家在河北农村，四九年来北京做小买卖，五五年"公私合营"时作为小业主加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夫妻俩成了某工厂的工人。在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老实本分，兢兢业业地把四个孩子拉扯大。ＣＨＸＸ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是几个孩子中唯一上了大学的。因此，家里省吃俭用为他提供条件，几个兄姐从没有埋怨过。ＣＨ为人宽厚，学业优良，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高材生。他是他全家的骄傲，是他父母晚年最大的安慰。他的遇难，给这个家庭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工人家庭培养个大学生容易吗？"有多少语言能顶得上这句最最平常的话呢？

   　　从ＣＨ的姐姐那里得知，六月四日那一天，她弟弟是裹在人群中被戒严部队驱赶得无路可走爬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小平顶上被罪恶的子弹射中头部丧生的。他姐姐谈起她弟弟的遇难，至今还是泣不成声。她是大姐，弟弟从小就由她照管。她说她有时骂他，可又疼他。那天他离家时，她久久地望着他细高的背影，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她说她没想到这竟是她姐弟俩的永别。

   　　临走的时候，老母亲要我们看看她儿子生前的"书房"，那不过是一小间地震棚，是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时搭起来的，因住房紧，一直没有拆掉。儿子生前就是在这不足六平方米的房间里苦读。现在人去房空，但房间里的一切都还保持着原样。

　　猫比"人"更通人性

   　　"六四"屠城后，整个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人们连上趟街都是提心吊胆的，因为北京街头的戒严部队还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每个角落、每个行人的动静，如果稍有不慎，引起大兵们的疑心，说不定灾难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但是，在这样一种险恶的气氛下，人们也许会发现，有一位身穿白色衣裙的中年妇女，骑着一辆黑色自行车，往来于从东单到木樨地的长安街头。第一个七天，第二个七天，第三个七天……一连到第七个七天；在七七四十九天里，每过七天她就这样骑着车来回在长安街上走一趟。她这是在做什么？人们也许知店，中国有一个民间习俗，家里死了人，逄"七"要为亡灵招魂。

   　　她的自行车前兜里，放着一只小猫，这是她儿子生前喂养的；现在儿子离她而去了，她就与这只猫作伴。猫也很有灵性，从不离开她一步。她向我诉说，当时她产生一个念头，要带着这只猫为她儿子招魂，而且真的这样做了。当她在长安街上来回骑行时，猫匍伏在车兜里很安静；但只要一到木樨地桥头，这个小动物就躁动不安，且发出凄唳的叫声，非要跳出兜外，在桥头的地上来回奔跑走动，像是要寻找什么。她告诉我，头"七"那几天，小猫不吃不喝，流着泪蹲在小主人的灵前，不愿离去。

   　　在一个悖理、反常的社会里，常常是人妖颠倒、人兽易位的。那些强权者的人性被兽性所取代，而善良的普通老百姓则是人性被压抑、被扭曲。那些连表达正常感情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的人们，也就只能把这种感情寄托在小动物身上，并从这些小动物身上去寻找本应属于人的那一份同情和怜悯。猫通人性，这说起来也许觉得荒谬，但我面前的这位妈妈相信，我也相信。她在向我诉说这一切的时候，是那样的认真，那样的投入，因为她把这只猫看作她死去的儿子的化身。

   　　她的儿子ＷＸＸ遇难时才十九岁。Ｗ高中未毕业便进北京某厂当了工人，同时又上了一所夜大学，已经是夜大三年级学生了，也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十一点多，他在木樨地桥头颈部中炸子（达姆弹），并没有立即死去，被民众送往附近的复兴医院。他在临终前还保持着清醒的意识，从容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张一角的毛票（人民币），在上面写下了自己所在的单位和地址，托旁边的一位同学去报信。他一定相信自己是不会死的。

   　　那两天Ｗ的父母不见Ｗ回家，冒着大街上的枪弹到处寻找。后来Ｗ所在单位通知他们Ｗ在复兴医院，但未敢把真情告诉他们。父母想儿子居然在医院，也许只是受了伤；可已经一天一夜了，儿子一定没有好好吃东西。于是母亲特地做了几样儿子平常爱吃的饭菜，又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匆匆往医院送去。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已经离开了人世。

   　　这真是晴天霹雳啊！母亲昏倒了，她不能没有这个儿子。当她醒来时，又碰上戒严部队冲进医院搜查所谓"可疑分子"。这一对中年夫妇什么都顾不上了，唯一的想法是尽快把儿子的尸体往别处转移。终于在七日那天，他们从医院拉走了儿子的遗体。没有来得及给儿子换上干净的衣服，也没有来得及给儿子的遗体清洗掉血迹，更没有敢在家里停放，就匆匆地把遗体拉到东郊火葬场火化了。至今，母亲说起这一切还是悲痛欲绝，她是眼看着斑斑血迹的遗体被送进焚尸炉的。她说她对不起儿子。

   　　父亲是一位正直、善良、刚毅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不能容忍野蛮的杀戮。"六四"后，北京当局为了装点门面，常常搞所谓"普法宣传"，让大学里的教授们到街头设摊搞"法律谘询"。一次，被这位父亲碰上了。他要诉诸法律，要讨回公道，遂上前向"法律专家"询问："我儿子无辜被枪杀，法律应作何解释？哪家法院能受理？"这给"法律专家"出了难题。"六四"惨案中死了那么多人，还没有一家提起诉讼的。"专家"劝告他："快别提这事了，这事不能提。在北京遭难的不是您一家，想开点吧，多多保重。"在共产党的中国，法只是为强者而设的，杀戮者狞笑着逍遥于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