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子霖

   这里我要说的是另一位“六四”死难者—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生戴金平。

   　　戴金平，湖北省仙桃市沔城镇人，一位农家子弟。１９８０年，戴毕业于湖北农业大学，８６年，考入了北京农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８９年６月３日晚１１时左右，他被戒严部队射杀于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附近，遇难时２７岁。中共官员们多年来一口咬定“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那么戴金平的死，再一次以铁一般的事实戳穿了他们散布的谎言。

   　　当年戴毕业在即，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前程，家人也有了一个盼头。但是，转瞬之间这一切都化成了泡影。

   　　农大在“六四”事件中有一位研究生遇难，我是在“六四”后不久就知道的，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苦于查找不到他的亲属的下落。一直到十一年以后，即２０００年冬天，我才从难友苏冰娴女士那里得知死者的有关信息。那是苏女士的一位老同学、农大的一位退休教授在闲谈中无意间向她透露的。苏是一个有心人，她把这个线索记了下来。之后，苏又几经周折，打听到了戴的亲属在湖北农村的地址。但是，还没有等到与这家难属取得联系，苏冰娴女士却突然离开了人世。苏的不幸去世犹如晴天霹雳，使我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是，当我一想到苏生前把这家难属的地址交到我手上的情景，我立即意识到必须马上去完成这件她生前未了的事情。于是，我没有等到办完苏的丧事就给这家难属发出了查询的信件。

   　　几天后，我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终于收到了这家难属的回信，信中所述令我难以卒读——想不到这又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家庭！

   　　戴家在回信中告诉我：戴家世代务农，金平是戴家的大儿子。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戴的父母咬紧牙关供他上学，本指望儿子在农大毕业后能顶起戴家的大梁，哪知一场非常事件儿子身遭不幸，命丧首都。

   　　金平遇难后，其母因悲伤过度，常年疾病缠身而无钱医治，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然而，更为不幸的是，大儿子遇难后不到半年，戴家仅剩的年仅十六岁二儿子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病就是十年。戴家不仅又失去了一个劳动力，而且还要负担沉重的医药费。真是祸不单行啊！从此，这个家庭仅有的一点希望都落空了。

   　　戴家地处湖北省的贫困地区，而且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收入的纯农户。打儿子遇难后，又连遭厄运，硬是把一个本来就是朝不保夕的贫苦家庭推入了绝境。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也为了支付二儿子的医药费，戴父不得不农忙务农，农闲远走他乡去武汉等地卖苦力打工挣钱。但想不到厄运再一次降临到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１９９８年秋天，戴父在武汉汉正街一家信托贸易公司打工期间，突然被一群歹徒无缘无故地活活打死，末了还落得个状告无门的结局。一条鲜活的生命，转眼之间就这样消失了！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家庭，转眼间只剩下一个无依无靠、被疾病折磨得几乎难以支撑的老妇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的呢？而这一切，皆缘起于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这些年来，我与戴家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按时给戴母汇去来自海内外的人道救助捐款。我无法亲自前去探望，但我放心不下这位孤独的母亲，常常想起她。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披露过戴家的不幸和苦难，有一位海外读者读到了我的文章，出于同情托我给这个家庭转交了一笔人道捐款。我在这里代戴家谢谢了。面对这样一位母亲，我感到很无奈。在中国这片至今仍由专制腐败的官吏把持着政权的土地上，我无力改变这位受难母亲的命运，那么，就让我们记住她和她死去的儿子与丈夫吧！让她在孤独、凄凉的余生中得到些许温暖和安慰吧！

   　　也许，我们这些受难的母亲，相互之间有一种心灵的感应吧。在今年５月的一天，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件来自湖北仙桃的邮包，打开一看，想不到竟是一床沉甸甸的棉胎。读附信我才知道，正是金平的母亲寄给我的，而且嘱我务必收下，她说这是她亲手种的棉花。我一阵心酸，泪水无法遏制地掉了下来。我很难想象一位孤苦病弱、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的农妇，是怎样从播种到收获，再从收获到制作，最后做成了这床厚实精致的棉胎的。我想，这也许是一种来自母爱和亲情的力量吧。如今正是北方寒冷的冬季，我夜夜覆盖着这床棉被，不免又增添了一种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牵挂。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３／１２／７）摘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