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３年６月的一天，几家在８９那场劫难中失去了儿女的父母来我家相聚。其中一对老夫妇带来了一盘录像带，这是不久前他们去京郊万安公墓为罹难的亲人做“六四”四周年祭奠时摄下的。屏幕上耸立着几座墓碑，墓主都是青年人。围着墓碑，是死者亲属们洒扫、献花、祭奠的场面。老人扶碑恸哭，子女搀扶劝慰，路人驻足伫立……那不远处的树丛后面，是三三两两窥视动向的“便衣”们。

   　　镜头从一座墓碑移到另一座墓碑。其中有一座墓碑正面镌刻着“王卫萍女士之墓”的字样，右上方是死者的生卒年月“１９６４·１２·２１生，１９８９·６·３遇难身亡”。此外，墓碑上还镌刻着死者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死者是一位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刚刚任职于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年轻女大夫，遇难时２５岁。然而，这座墓碑的左下方却无任何落款，人们也就无从知道死者的亲属为何许人。

   　　几年来，这座墓碑始终是个谜。死者有无亲属？家住本市还是外地？是谁为她立的碑？每年“清明”、“六四”，总有一些不相识的人们为她洒扫、献花，但似乎都不是她的亲属。几位同难亲属特别爱怜这位不幸的姑娘，他们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对待，每次来为自己罹难的亲人扫墓，总要把带来的鲜花、供品分出一份放到姑娘墓前。几年过去了，他们断定姑娘一定是外地人，因此无人前来扫墓。他们觉得，怎么也不能冷落了这位冤死的姑娘。

   　　这件事我们始终放不下来，心里总想着要弄个明白。当然，这首先要找到死者的亲属。我们决定循着姑娘生前就读的学校去查找她亲属的线索。然而，几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结果。

   　　五年后，一个偶然机会，有朋友向我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有一位在北京市政府工作的干部，女儿也在“六四”事件中遇难了。我们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了这位干部的家庭地址，并且与他夫妇取得了联系。我们这才知道，原来那位罹难的年轻女大夫就是他们的女儿。谜底终于解开了，死者并非外地人，而是一位北京姑娘。

   　　从这对夫妇的谈话中，我知道了有关这位北京姑娘的一切。姑娘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但只有她取得了大学学历。她自幼聪明好学，以６００分高分考入了北京医科大学，苦读６年，遇难时正在北京的人民医院当实习大夫，并已决定留在这家医院任职。

   　　６月３日夜晚，这位姑娘正好在自己家里。当她得知北京街头发生军队开枪屠杀学生、市民的消息后，随即奔赴离家最近的事发地点木樨地，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抢救伤员的行列。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姑娘很勇敢，子弹从她身边飞过、在她周围迸发出火光，她毫无惧色，依然奋不顾身地抢救、包扎倒在她周围血泊中的一个又一个伤员。然而，正当她在包扎一位伤员的伤口时，略一抬头，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颈部，她倒下了，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她还是一个实习大夫，但她用自己的生命履行了作为一个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ＨＩＰＰＯＣＴＲＡＴＩＣ ＯＡＴＨ），一位古希腊医生为医学教师和医学院学生制定的誓约及道德准则：医师要尽其所能救死扶伤，要在私生活和医务方面堪为楷模。

   　　死者的父母文化不高，说起他们死去的女儿，看得出来心情很痛苦。母亲一再重复着一句话：“我们卫平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本来就要当大夫了……。”在她看来，能上大学本身就是一种荣誉，而当一个大夫又是那么神圣。父亲是一个党政干部，而且是在４９年前参加过“新四军”的“老革命”，他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更不会想到当年他参加共产党发动的“革命”如今竟落下这样的结果。但是，他非常清楚，在“政府”里做事的人，必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否则，意想不到的厄运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女儿墓碑的落款处不写上自己名字的原因。

   　　谈话间，我说起有几位同难者父母每逢“清明”、“六四”都为他们的女儿扫墓，几年如一日，从未有过间断，这对夫妇不禁失声恸哭起来。他们这才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每次扫墓与其他难属碰不上面，是因为害怕灾难再一次落到自己的头上，所以总是避过“敏感”时期，另择时日去为女儿扫墓。

   　　这么多年过去了，但这对夫妇始终没有在“六四”受难群体的公开信上签过名。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从压抑、恐惧中走出来。面对这对质朴、诚实而又怯弱的夫妇，我们不忍心去责备他们；相信将来总会有那么一天，他们会用自己的手解开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绳索。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４／２／１８）摘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