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岁末，我收到一封寄自美国宾州的圣诞卡。从卡上热情的附言中得知，寄卡人是一位旅美的中国同胞。

   　　他在向我表示节日祝愿的同时，还向我提供了一位“六四”死难者的线索。这位死难者生前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家住天津武清县。寄卡者没有向我提供死者家人的姓名和住址，只是让我去找天津师大的一位某姓知情者。但是据他说，他所提供的那位知情者，也已于多年前离开师大“下海”去了，现在下落不明；他要我去知情者的一位朋友。这是寄卡者提供的唯一的一条确定的线索，他告诉了我此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尽管只有那么一点点线索，而且还拐了几个弯，我却不想放弃。开转年来，我想约张先玲女士一起去天津一趟，却苦于手头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时难以脱身；等我把要做的事情告一段落，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敏感时期，国安部的“便衣”又开始对我实行例行的监控了，当然更无法脱身。时间不知不觉又过了“六四”这个日子，被束缚的腿脚终于可以放开了。于是，我与张先玲女士商定日期，并由她解决用车问题。恰好，她的一位朋友要去天津办事，我们就搭上了他的车。

   　　记得那天我们一路问讯，等我们找到天津师大都已快到中午时分了。车主去办他自己的事，我们却不敢停留，立即按寄卡者提供的姓名、单位去找那位知情者的朋友。令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居然顺利地找到了他，而且从他那里知道了那位知情者的下落。原来，这位知情者“六四”后确曾下过海，但不久又回到了天津师大，现在该校分部的一个单位工作。

   　　至此，我们的寻访算是有了一些眉目。于是缓过来，随便在路边的一个餐馆各要了一份快餐，草草用餐毕，又接着赶到了天津师大分部。但一看手表，离下午上班的时间还早呢！只好又随便在校园里找一张椅子坐着等候。快放暑假的天气，已经很炎热了，又是大中午的，又赶了半天的路，真让人昏昏欲睡。好不容易挨到了上班的时间，又碰上被访者正忙着要处理公务，说是过一会才能接待我们。我们就只能在附近的学生阅览室等着。这所谓的学生阅览室，也不过是一个十分简陋的大楼梯厅而已。

   　　终于，被访者把我们招呼进了他的办公室，但可以明显地感到，他对我们的来访是有疑虑的，甚至还有所戒备。幸好我们这次是有备而来，于是先由张先玲女士说明我们的来意，并扼要介绍了我们的身份。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她还向被访者详细地陈述了儿子王楠在“六四”惨案中遇难的经过，并拿出儿子生前及遇难后的照片来作证。经过一番沟通，对方的疑虑消除了，谈话也就变得坦诚和自然起来。

   　　这位被访者肯定地告诉我们：天津师大确有一位学生在天安门前遇难，他就是该校中文系８７级的学生李浩成。在８９学运期间，李随同该校五千余名师生前往北京声援。据当时与李在一起的同学提供的情况：６月４日凌晨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李正好在广场东南角的一个地方拍摄现场照片，当闪光灯亮起的时候，他遭到了戒严部队士兵的射击。据说，李当时连中两弹，致命的一颗射中他的肝部，随即由民众送往同仁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大约是６月６日或７日，医院方面根据李身上的学生证号码通知了天津师大，随后由校方及死者亲属赶去医院认领了尸体，就地于北京八宝山火葬场火化。据说，后来校方曾给了李的亲属一些钱的补偿。

   　　然而，对于我们最急于想得知的死者亲属的家庭地址，这位被访者却无法向我们提供，他只是告诉我们，李的家在农村，父母均为农民，父亲在李入学前就已去世，家中多子女，生活贫困。

   　　初次见面，被访者能向我们提供这么多的情况，我们觉得已经是对我们的最大帮助了。但我们还想进一步查找死者的亲属，尤其是李的母亲的下落。对方对于我们这个要求，脸上显露出了难色，他不无歉疚地说：“校方已将李的个人档案毁了，我们只知道李来自离天津不远的农村，偌大的农村地区到哪去找呢？再说，这么多年了，他当年的一些同学也都四散了，要找他的亲属实在太难了……。”

   　　我们一方面向他表示感谢，一方面向他介绍了我们在寻访活动中遇到的一些类似的个案。我们对他说：学校可能销毁了“六四”惨案中遇难学生的个人档案，但从遇难者所在单位的文字记录中还是有可能查到一些相关的数据，譬如一些基层单位都还保留着历年来的工作档案，从那里也许能找到一些直接或间接的线索。

   　　我们很希望被访者能继续给予我们帮助，因此在访问结束告别的时候，先玲给对方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地址，想以此来向他表明，尽管此次天津之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我们对李家的寻访不会放弃。

   　　我们第二次去天津，是在２００３年年初。年前，我从苏南老家回到北京，先玲就兴奋地告诉我，天津师大的那位朋友给她来信了，告诉她已经找到了“六四”死难者李浩成亲属的下落。她说在那位朋友的来信中，不仅提供了李的母亲以及两位兄弟的姓名和家庭地址，而且还提供了李的大舅的姓名和地址。在来信中，这位朋友还留下了他本人的手机号码，说有事随时可同他联系。这正是我们不敢奢望却又非常想得到的消息，我和先玲都喜出望外。

   　　我们恨不得立即就去李家，但一看地址是在天津武清区（原武清县）的农村，坐火车或乘长途汽车都无法直接到达，还得像第一次去天津那样，等机会搭乘朋友的小车。一直等到２００３年春节期间，好不容易有一位朋友的小面包车有了空闲，可先玲却又患了密尼尔症无法成行。这时，我和先玲商量，决定不放弃这个机会，于是另邀了一位原藉天津的难友陪我同往，恰好他当年参军后在武清县服过役，熟悉当地的道路和风土人情。

   　　那天一清早我们就出发了，按友人提供的地址，从京津高速公路至武清站出口，一路打听李家所在的村子。但是，一连询问了好几位当地的农民，都说不清我们所要找的村子在哪里。原来，前些年把武清县划归天津市的时候，乡、村的行政区划作了变更，很多乡、村合并了，李家所在的村子也已有了变动，不知被并到哪个乡去了。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我们突然想起了那位天津友人提供的另一个地址——李浩成大舅家的地址小王村。我们想，总不至于把所有的村子都并掉吧！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那位天津朋友的良苦用心，要不是他向我们提供了这个看起来多余的地址，我们此行也只会无功而返。

   　　我们的车子继续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奔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真可谓一马平川，一眼望去，心胸也似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但是，我们无心欣赏这眼前的景象，一心想着尽快地找到小王村。这里村与村、乡与乡之间，动辄就是十里八里的，很少能见到农户。那时又正值春节期间，公路上行人和车辆都很少，我们想打听小王村的地址，都很难找到人。

   　　我们几经周折，一直到将近中午时分，才找到李浩成大舅家所在的小王村。这位大舅已经七十多岁了，反应已很迟钝。当我们在他家的炕上坐下，询问他是否有一个妹妹叫“刘××”时，他竟然一个劲地摇头。那一刻，我沮丧极了，心想，年纪大了，难免忘性大，但忘性再大也不至于把自己亲妹子的名字都忘了吧！莫非我们又找错人了？，这时，一直蹲在地上听我们说话的一位中年妇女发了话：“刘××不是我姑吗？”我不假思索地连忙答话：“正是！正是！我们找的就是她，她的名字就叫刘××。”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刘家的地址没有变，只是在并村并乡之后变更了名称，就像一个人改了名字，想找到这个人就难了。再一问，那里离小王村还有二十多里地呢！

   　　我们赶紧告辞，直奔李家而去。

   　　下午一点，我们终于来到了李家所在的村子。第一次访问，我怕人多了使李家产生疑虑，就把开车的朋友留在了车里。

   　　村民们把我和同去的难友领到了刘的大儿子家。刘的大儿子是个４０多岁的壮实汉子，正在院子里干活，蓬头垢面，一身尘土，突然见有北京来的生客，不免有些惊诧，带着惶惑的神色把我们领到了邻近的一个院内。原来，李浩成的母亲有三个儿子，剩下的两个儿子均已成家，而且都有了孙辈，她与小儿子一家住在另一个院。

   　　那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村的院落，院子很宽敞，座北朝南一溜五间北房。李的母亲刘××住东边的两间，外屋是灶间，里间靠窗一排土炕，炕边摆着一个破旧的柜子，此外就没有什么陈设了，但窗明几净，屋里很整洁，看得出主人是个勤快人。

   　　母子仨都不善言辞，母亲刘××安顿我们在炕沿上坐定，就站在一边静静地听我们说明来意。当我们说到我们两家的孩子都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情况时，室内的空气似乎一下子凝固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来访者居然是与自己有着同样命运的人。原先他们脸上的那种疑惑的神情顿时消失殆尽，一种同命运者的心灵交汇把双方一下子拉近了。

   　　李浩成的母亲刘××比我年长一岁，头发全白了，却思维并不迟钝。我俩的手紧紧拉着，彼此都没有言语，仿佛此时此刻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这位老妈妈很坚强，眼眶里噙着的泪水始终没有掉下来，看得出她是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她一边给我们沏茶倒水，一边听我们说话，就像接待家里的亲戚一样。

   　　我们谈到２０００年从海外得到她儿子遇难的线索，谈到２００２年辗转打听到她家的地址，又谈到这次找到她家时所经历的种种周折，所有在场的人都不胜感慨：也许是一种天意的安排吧！世上总还是好人多啊！刘××的小儿子本来在一旁静静地听我们说话，此时也不禁插了一句：“怪不得今早我听房上有喜鹊叫呢！”可以看出，这次初访，在这个家庭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在以往的寻访中，常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凡“六四”中受难的家庭，人们一般都是寄予同情的，但是，在涉及到具体人、具体事的时候，人们往往保持沉默。这一方面是怕一提起这事反而会触动受难亲属的伤疤；另一方面也出于一种恐惧，因为按官方的说法，“六四”是“反革命暴乱”，被打死的人也就是“暴徒”。基于同样的原因，作为受难亲属本人来说，也往往采取类似的态度——不是不想向人们诉说，而是没有人愿意或者敢于倾听这种诉说。这次见面，大概是李家这些年来第一次听别人谈起“六四”这个敏感的话题吧。

   　　这次我们没有在李家多作逗留，大过年的，本不该谈这些去勾起人家伤心的事情。于是，我们把来自海外学生学者的一笔人道捐款转交给李的母亲后，就匆匆告辞了。

   　　我们第三次赴天津是在去年的冬天。２００４的春节来得早，我和先玲决定提前去看望这家难属。这次是熟门熟道，又有一位朋友开车，不需要在途中倒车，很顺利地便到达了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