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三日我们去海军总医院为袁力净身时，见他双目睁瞪，死不瞑目。我们发现子弹是由咽部射入，背后尾骶骨上方穿出，弹道几乎是直上直下。可以想见，那颗使袁力致命的子弹是从军车上往下射击的，袁力的整条牛仔裤染透了鲜血。我们一直保存着他的血衣。

   　　第二天，由袁力所在的自动化所派人主持，在八宝山第三告别室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者近三百人。那时人们的情绪尚处于恐惧与愤慨的交织之中，一种强烈的正义感驱使人们无所顾忌地聚集到了袁力的遗体跟前。整个仪式虽然简短，但悲壮、肃穆，在场之人，无不动容。由于过度悲伤，袁力母亲突发心脏病，顿时昏厥过去，退场输氧。

   　　袁力之死，令我们抱恨终生。为了永恒的纪念，也为了留下历史的见证，我们决定为他修墓。为此袁力的母亲拖着病体亲自到郊外去选择墓地，最后在西郊万安公墓内选定了墓址。同时，一些亲友和自动化所的同事们送来了捐款。八月五日，包括亲属、朋友在内的二十多人冒雨举行了骨灰下葬仪式。在袁力的墓碑上，镌刻着由其父亲自撰写的如下碑文：

   　　恸哭吾儿未及而立之年猝然离世吾家希望之星突告陨落天公如此不公唤走有志青年留下古稀双亲吾儿七七坠地六三升天短暂一生不幸始终全家心碎永失欢笑立碑志哀

   　　袁力墓在万安公墓内是第一座“六四”死难者之墓。后来，又有好几位死难者的遗骨落葬在这里或摆放在公墓的骨灰堂，多少年来，有不少海外朋友和外国记者来此凭吊、摄影，许多来公墓扫墓的人也常常到袁力墓前驻足观瞻。这一情况大概引起了有关当局的关注，一年多之后，万安公墓大门口竟贴出了“外国记者不得入内”的告示。这不明明想把一个公墓封闭起来嘛！但是，每年的清明和“六四”，不管墓地如何戒备森严，凡安葬在这里的“六四”殉难者的亲属们都要来洒扫、祭奠死去的亲人，年年如此，从不间断。“六四”十周年的时候，难友们汇集到袁力的墓前举行了集体公祭（照片见后）。嗣后每年“六四”都在这里举行公开的祭奠。渐渐地，这里也就成了难友们纪念、缅怀“六四”死难者的场所。而每年这样的时候，这里也就成了“敏感地区”，必定有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警察在周围巡回监视。

   　　今年是“六四”惨案十五周年。回忆这十五年来走过的路程，可以让亲人们在九泉之下得到些许慰藉的是，在当年你们倒下的地方，今天已站立起来一个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群体，她们再接再厉，十年如一日，为寻求正义、为讨回公道而不息地抗争着。我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至今没有忘记，在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日和２０日，我和张先玲、周淑庄等难友前往国家安全部递交抗议书的情景。那是由北京市国安局无端地冻结了一笔以“丁子霖”名义存在无锡市中国银行的海外人道捐款引起的。袁力生前知道我一向谨小慎微，但这次儿子的在天之灵却给了我这个母亲莫大的勇气。我想他地下有知，一定会很高兴的。

   　　如今我们都年事已高，把一些能够想起来的事情写出来，把一些想要说的话说出来，把它们留给后人，留给历史，也算是尽了自己的心愿。

   　　（执笔者：袁力的父母袁可志、李雪文，２００４／３／２０）摘自《民主中国》

(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件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