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

   　　我儿子遇难的那天，正好是个周末。

   　　那天傍晚天空灰蒙蒙的，气压也很低，很沉闷。我们打算晚饭后去校园散步；如果儿子愿意，也想带他一起去走走。

   　　在这以前，儿子一连三天放学回家后再没有离开家里，而且晚饭后总是立即坐到他的书桌前复习功课，直至深夜两、三点钟才睡觉。我发现他有些疲劳，就问他：“期中考试不是刚完嘛，怎么还抓得这样紧啊？”他又象认真又象开玩笑地回答我说：“您不是常说不要临到考试的时候才用功吗？我这是提前准备期末考试啊！”我知道他这是在哄骗我，因为以前每次考试完毕，他总要痛痛快快地玩个够，休整一段时间的。但这次我没有再追问，我怕他嫌我唠叨；一直到他死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他已被学校选中，不久将代表学校去参加北京市奥林匹克物理选拔赛。他是在为这次竞赛作紧张的准备，但他始终对我们隐瞒着这件事，直到他离我们而去。

   　　那天晚饭后，我们正准备出门，不料，北京的形势竟发生了突变。我们从电视里看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说是政府要有什么行动，要求全市居民耽在家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从播音员一反常态的表情和急促的语调我们知道要出事了；因为自从实行戒严以来不断传来军队要进城的消息，我们猜想这次一定是真的要进城了。我们决定留在家里不再出门。但是，儿子一听到那个紧急通告却再也无法安下心来，他焦急地直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呢？天安门广场还有那么多大学生呢！”我回答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北京市民倾城出动去保护广场的学生，但现在已无法做到。”我劝告他：“外面太危险，不要再出去了”。可他却急切地想出去，并且批评我怯懦。

   　　我和他父亲答应同他一起去校园里看看情况。我心里想，按惯例，每个周末校部礼堂都会有电影的，那么，我们就陪他去看一场电影吧，也许会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但没有想到，这天礼堂竟大门禁闭，门口空无一人。我们这才知道，这个周末的电影也被取消了。于是，我们朝学校东大门走去，那里是人们探听消息的集中地。一路上，我们仍不断地耐心劝说儿子。他父亲对他说：“你哥哥、姐姐都成家了，现在只有你一个在我们身边；你要是出了事，我和你母亲后半辈子就只能形影相吊地过日子了。”但他不仅对父亲的这些话毫无所动，反而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形影相吊就形影相吊吧！天下的父母要是都像你们那样自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就完了吗？”也许他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也许他已下决心要同天安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一起，我们看得出他去意已定。

   　　在校门口，他几次想偷偷离开我们，都被我们拉住了。那时校门里外的空地上已挤满了人，设在附近学生宿舍楼内的一个广播站正不断地播出有关戒严部队向市区调动的消息，并且一遍一遍地向学生和市民发出呼吁，说天安门广场情况危急，希望大家前往支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校门外的马路上，不断有一批批杂乱的人群急速地奔赴戒严部队进城的方向。我们意识到这次北京市民和戒严部队之间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冲突，因此不能在外面久留了，于是好说歹说把儿子勉强拉回了家里。他父亲让我在家看守住儿子，自己又随即返回到校门口，答应随时把有关消息带回来告诉我们。

   　　作为母亲，我了解自己的儿子。他要是想做一件事，就非达到目的不可。我看他坐立不安的样子，索性锁上了居室的大门，我想他如果非要出门也好有个防备。但是，儿子似乎已拿定主意，不再理会我的劝说，一个人默默地开始作外出的准备。他把我的一枚红色校徽（凡教职人员的校徽都是红色的）别在了自己的胸前（他的校徽已借给了同学，学生证也在游行时丢失了），又在他自己的小钱包里装了两元钱纸币和一些硬币，最后把父亲的自行车钥匙揣到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他安慰我说：“我去看看，很快就回来，您要是不放心，我到了那里（指天安门广场）便去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他一边说着一边拍拍胸前的红校徽，对我说：“有了这个护身符，就不会说我是‘痞子’，戒严部队不会伤害我的。”我想，他这时一定想起了前不久在六里桥参加堵军车时接触过的那个小战士，他曾告诉过我们，那天他与这个小战士交上了朋友。

   　　我的儿子是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谙世事！他都不明白政府调动那么多军队进北京是干什么的！他也不明白军队的天职就是服从上级的命令。

   　　我苦苦央求了他一个多小时，说什么也不让他离开家里。也许是不忍心伤害我这个做母亲的一片苦心吧，他终于随我坐到了客厅的小沙发里。我顺手打开了电视机，但电视里所有频道播放的都仍然是那个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我又随手把电视机关上了。可是他再也坐不住了，乘我不备飞快地冲进了厕所并插上了门栓。我猜想他是想跳窗出去（我家住居民楼的底层），便急忙奔过去猛砸厕所的门。我喊叫了许久，没有回音。我绝望地扶住门框，眼前犹如天塌地陷似的。但不一会厕所门又打开了，儿子就站在我面前，他用和缓的语气对我说：“您急什么呀！我又没有走，不是好好的吗！”我紧紧地拉住他再也不肯松手；他负疚地紧靠着我坐了下来。我想，我无论如何要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可是，没多久他又再一次冲向了厕所，这次我在厕所门口追上了他，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我对他说：“你一个中学生，就是去了又有什么用呢！”他用奥运会运动员的一句话回答了我：“重要的不在行动，而在参与！”说罢，他转身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面颊，说了一声：“诀别吧！”便猛力挣脱了我，迅速地冲进厕所，插上了门栓。我又狠狠地砸门，却已经没有了音信。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连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没有了。等我清醒过来再一次敲门时，发现门栓已松开，但厕所里空空的，他已经越窗而去了。我发疯似的追到门外，在房前房后转着圈不停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但四周已是一片昏暗，连个人影儿都没有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儿子的出走竟是我们母子的永诀。

   蒋培坤：

   　　儿子的离家出走，一下子把我、把我的家庭抛入了无法挽回的深重灾难之中。但在当时，我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极端严重性。那天夜晚，我在学校东大门逗留了一个多小时。当时，人们从来自各方息面的消判断：这次戒严部队的行动明显不同于前几次，这次不仅调动的军队多，而且来势汹汹，因此不可能象前几次那样被挡回去，军队进驻天安门广场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根据这种判断，大家认为当务之急是学生赶快从广场撤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事态的恶化、情况的危急是无可怀疑的了，但人们似乎还存有最后一点幻想，包括一些经历过很多事情、上了年纪的人，都不愿往事情的最坏处想，觉得军队总还不至于用真枪实弹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将近１１点的时候，我看看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就返回到了家里；但我没有想到儿子已离家出走，走了还不到半个小时。丁子霖一见到我就哭喊着责怪我不早一点回家，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他不会回来了！他不会回来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应该把儿子交给他妈妈而自己独自外出，但这时已后悔莫及。是啊，我要是留在家里，一定会拉住儿子的；可是他已经走了，无法追回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而且永远无法弥补。从此，那伴随我终生的，将是无尽的悔恨。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已不容我们有任何犹豫。我和丁子霖随即赶往学校东大门，心想也许儿子还没有离开学校，我们还能在学校门口找到他。可当我们赶到那里时，眼前已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远处传来了枪声，人群发生了骚动；校门口不断有学生踉踉跄跄地往学校里奔跑，有人高举着被鲜血染红的衣衫不停地大声呼叫：“军队开枪了！”“打死人了！”……顷刻间校园内外一片慌乱，一片惊恐，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惊呆了。当人们定下神来，似乎明白了眼下发生的事情，又都围拢到一起，焦灼地议论着，愤懑地叹息着；有一些父母和老人急匆匆地穿行于混乱的人群之中，四处寻找着外出未归的亲人和儿女。

   　　人在危难时也许都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这个时候，我们也已顾不得许多，唯一的祈求就是能尽快地知道儿子的下落。我们向每一个熟悉的人询问着，向每一个从校外回来的人描绘着儿子的长相和模样。但我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我们伫立在校门外的马路边上，注视着每一个从我们面前走过的人；我们往返于朝不同方向移动着的人群之中，希望能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心里不停地念叨着：儿子一米八二的个头一定能发现的……。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的希望也在一分一秒地消失。此时此刻，我们再也没有别的选择。等待，再等待，我们所能做到的就只有等待了。

   　　在这无望的等待中，我猛然想起了儿子临走时说过的话，他答应到了目的地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深信自己的儿子，他不会让父母为他担惊受怕；我们又想起４月１９日那次他去新华门，就曾经给家里打来了平安电话。于是，我们决定由我一个人留在校门口，而让丁子霖回到家里去守侯。我想，如果能接到儿子的电话，哪怕冒着枪林弹雨我也要把他找回来。但是，这一夜我们俩在校门口和住所之间往返了七、八次，却始终未接到儿子的电话。我预感到厄运正一步一步逼近我们，灾难正在向我们降临。

   　　一点，两点，三点，夜深了，远处仍不断地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和呐喊声。我们目睹着人们推着一辆辆负载伤员的平板车急速地从我们面前通过，路面上的斑斑血迹时断时续向远处延伸着。我一阵心悸，脑海里恍恍惚惚浮现出儿子苍白的面容。可不会是儿子也已遭此不幸了？我紧紧地把丁子霖拉到自己身边，什么也不敢想下去。

   　　天快亮的时候，一辆带兜的１３０小卡车突然在校门外的小广场上停了下来，人们从四面围了上去。我们看清楚了车兜里躺卧着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胸部缠满了白色的绷带，绷带上沾满了血污。他已经死了，他的年轻的母亲哭喊着守在他的身旁。这惨不忍赌的情景令所有在场的人震惊了；想不到在共和国的首都竟会有如此的残忍和野蛮，想不到灭绝人性的暴行竟会落到一个幼嫩的小生命身上。人们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他们的忍耐已超出了极限。顿时，广场上群情激愤的抗议声、唾骂声连成了一片；很多人洒下了同情的泪水，向死者亲属伸出了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