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阜外大街南侧的现代化楼群之间，保留了清末民初的一片老房子。在这些老房子的周围，又聚集了无法计数的临建房。这些房子都十分简陋，屋架子很多是用废弃的建筑构件撑起来的，墙体也都是用捡来的旧砖头砌成的。这些破旧、简陋的房子里都住满了普通的市民。政府早就想要把这片破房子拆掉了，因为太有碍观瞻，尤其是北京已争取到了奥运会的主办权，这里的拆迁更迫在眉睫了。但是，这么多住户，你把他们往哪里赶呢？北京近年来新房倒是盖了不少，但政府发给的那么一点点补偿金买得起这样的新房吗？因此，这片老房子至今仍保留在那里，成了一些怀旧者心仪的地方。

   　　去年夏天，我和我先生陪同一位从海外来的记者朋友，去看望了居住在这片老房子里的一家难属。在这块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盘上，曲曲弯弯的小胡同却好像没有个尽头，有些地方狭窄得像鸡肠子似的。虽然我曾多次访问这家难属，但每次前往，都一样的陌生。这次我们仍然是询问了好几家这里的住户，才在一条形同枯树枝杈的胡同尽头找到了这家难属。

   　　然而，那眼前的一切，好像与上次访问时大不一样了。三间小北房已有一多半坍塌，地上堆满了灰渣瓦砾；所剩的一小间虽然仍耸立在那里，但门框和柱子也都歪斜了。这间小房子只勉强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小桌，是这家男主人活动的天地。在北房的对面，仅几步之遥，是一间好多年前临时搭建的“地震棚”，后来它演变成了一间长期住房（北京人都把这种临建房称为“地震棚”，因为其形制很像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时搭建的临时窝棚）。这个“地震棚”曾经是死去的儿子结婚时的新房，现在住着女主人和她的两个孪生的小孙女。可以说，祖孙三人吃喝拉撒睡全在这里了。

   　　我们的那位记者朋友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家难属的生存状况竟会这么差。看得出来，这对他有很大的触动。他表示要把这次采访所见到的一切如实地向世界披露。

   　　“十五年前的那件事情，我已经麻木了，因为我身边有两个孩子，不能让她们受伤害，眼泪也就只能往肚子里咽。”这是孩子的奶奶，她姓袁，一位年近７０的老大姐，是她第一个打破了小屋里的寂静与凝重。接着她说：

   　　“建平（儿子）遇难的那年，我真伤心啊！好端端的一个人就这样没了，无缘无故被杀害了，政府对我们老百姓太残酷了！”

   　　接着婆媳俩详细地讲述了建平遇难的经过。婆婆说：当时她是国棉厂的工人，年纪还不算大，学运开始后，她下班再晚也要去看看学生。６月３日晚上，建平下班回家后（他是燃气瓶厂的司机），晚饭都没有顾得上吃，就同他妻子一起骑车出去了。当时大街上人很多，到了西单他俩就挤散了，直到深夜三点都没有回来。

   　　儿媳接着婆婆的话茬说：她和她丈夫被挤散时听旁边的一个人说：“倒了一个大学生！”她伸手一摸，误以为是自己的丈夫，就当即吓晕了。后来她被人抬到了路边。醒来后，就往家里打电话，说建平找不到了，要求家人一起去寻找。当婆婆赶到的时候，她哭着说：“他死了！”婆婆一听也懵了，一下子倒在了地上，随之有好心人把她们婆媳俩用平板车送回了家。

   　　在以后的几天里，家人和同事四处寻找。他们去各个医院打听，到尸体堆里去翻检，却不见踪影。６月７日，家人来到北京市急救中心，从那里贴出的死者照片中认出了建平。急救中心的大夫对他们说：“这小伙子抬进来时还哼哼着呢，要是能及时抢救还死不了。但当时上级有指示老百姓不让治，只能给受伤的士兵治，所以他死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建平的下落，他们就赶紧去认尸，可是，发现死者并不是建平。再经查证，原来是医院把遗体弄错了，这回却是把建平当成了戒严部队的士兵，在他们去领尸体时已把尸体拉到昌平去开追悼会了。后来戒严部队也发现拉措了，又送回了急救中心。就这样折腾了２０多天，一直到６月２７日才确认了建平的尸体，家人才把尸体送到八宝山火葬场火化。

   　　儿媳告诉我们：建平遇难时才２７岁，给她留下了一对才出生９个月孪生女王清王晨。她说，她们婆媳俩要带好这两个孩子有多难啊！建平一死，原来的经济来源断了，生活也就遇到了困难。实在没有法子，就由婆婆出面要求燃气公司让她顶了她丈夫的班。８月份她就去上班了，两个孩子由婆婆照管。

   　　她说她与建平从小就是邻居，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他们８７年９月结婚，就盼着有个能过得去的日子，想不到他就这样走了。她那年才２３岁。

   　　袁大姐说起她儿子来，至今仍流露出一种骄傲。她说她儿子很老实，人缘也很好，单位的同事都夸他。平时不轮到他出车时，他总是把车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她说平时家里有人，她的心情还好一些；要是一个人在家，一端起饭碗就想死去的儿子；有一天下大雨，她一个人跑到大街的马路牙子上坐着，总觉得儿子没有死，他会回来的。她说每当夜静更深，就更难熬，服药后才能勉强睡下。现在心脏病也有了，血压也高了，身体已一天不如一天。

   　　她说这些年来多亏了海外朋友的人道捐款，帮她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年月。她告诉我，孩子大了，家里还没有彩色电视，去年她用人道捐款买了一台１０００元人民币的彩电，是人家介绍的二手货。这样，两个上中学的孩子就可以看到电视台的“空中课堂”了。

   　　说到这里，袁大姐那瘦削的脸上才露出了一点宽慰的神情。但她对眼下的世道人心深感不解。她说她在国棉三厂服务了３２年，连年是“劳模”，可以说贡献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但１９８９年儿子死了，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单位里却连个人影都没有在她家里出现过。她说她过去只知道听党的话，别的什么都不懂。她说打“六四”以后，她醒悟了；自从与难友们有了交往，她懂了很多事情。她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人权，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也应该享有一份人权。如果这份人权被别人剥夺了，就要去夺回来。她说自从她在难属群体的公开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后，厂里的领导有一次一下子派来了６个人，询问她是否参加了签名、为首的是谁、是男是女，还训斥她：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面对来人的警告，袁大姐镇定地对他们说：“你们还有事吗？没事就请走人！”来人不得不讪讪地溜走了。

   　　自那以后，每到清明、“六四”等敏感日子，派出所、厂里都要找她。有一次难友张先玲女士去看望她，张前脚离开她的家，户藉警后脚就进了她的家门，问她：送谁呢？她回答：你管不着！她说居委会还常常找她“谈话”，她对他们说：同你们谈，你们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你们非要谈不可，那就开一个会，或给我办个“学习班”好了。她这样顶了几次，那些人也就不再来了。

   　　王清、王晨姐妹俩一天天长大，也开始懂事了。有时她们向奶奶提出的问题着实难以回答。把８９年发生的事情都告诉她们吧，怕她们小小年纪承受不了；要是不告诉她们吧，总觉得这是迟早的事，不能永远瞒下去。

   　　有一次孙女问奶奶：“人家都有爸爸，我们怎么没有？”

   　　奶奶回答：“你爸病故了。”

   　　孙女又问：“不是说现在的医学很发达吗？怎么就治不了我爸呢？”

   　　奶奶只得说：“你爸得了不治之症，没法治。”

   　　袁大姐说，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大人总不能老是用“你们爸爸病故了”之类的话来诓骗她们吧。人的天性需要母爱，也需要父爱，两个刚刚出生的孩子，还没有来得及喊一声“爸爸”，就被无情地剥夺了享受父爱的权利，天下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吗？

   　　有时，孩子们问奶奶：“你们大人总讲‘六四’什么的，‘六四’是什么呀？”奶奶只好对她们说：“你们还小，等你们长大了，我再给你们讲。你们现在只要记住：‘六四’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

   　　是啊！“六四”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我想不仅在那场大屠杀中失去父母的孩子要记住这个日子，而且普天下所有的孩子都应该记住这个日子。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４／０４／１８）

   摘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