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难友们相聚，未见邝涤清老先生，而去年的今日，我和他恰好坐在一起。经向其他难友打听，才知道邝先生患了肺气肿，冬天无法出门。

   　　我们这个群体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历尽了磨难，很多人过早地染上了各种疾患，更有不少人年纪渐渐老去，已成为不堪摧折的风中之烛，而邝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年来，我眼看着他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想起他膝下无儿无女，妻子又很早离开了他，不免为他心生伤感。

   　　在过去的年月里，我与邝先生的接触并不多。每当难友们相聚，他总是独个儿坐在一边听大家说话，很少见他插话，更少见他主动谈起自己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性格内向、为人持重的老知识分子，因此大家都很敬重他，我也很敬重他。

   　　然而，邝先生性格中却还深藏着不易被人注意的另一面——倔强、刚毅。记得是在１９９９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难友们为了悼念死去的亲人，特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思祭奠仪式。在这个仪式上，难友们挨个走到自己亲人的遗像前洒酒致辞。轮到邝先生了，平日寡言少语的他，颤颤巍巍地走上前去，面对着儿子的遗像，突然喊出了憋在心里多年的誓言：“邝敏！老爸看你来了，你放心，老爸一定要为你讨回公道！”这出乎众人意料的铮铮誓言，把在场的人都怔住了。几年过去了，他的声音似乎仍在我的耳畔回荡。

   　　邝先生依然是当年那个模样：持重、内向，言语不多。只要难友们相聚，也仍然像以前一样，坐在一边听大家说话。然而，今年他却没有来。这自然平添了我对他的一份关切。我心里盘算着，春节过后，一定去他家里看望他。

   　　那天，我与张先玲女士相约，一早就出门了。邝先生家不难找，就在西城的月坛南街，孤零零的一栋高楼坐落在淮扬饭庄的后面。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邝先生的气色也还不差。这次我们去看他，他也难得向我们敞开心扉，给我们讲了他的家庭、他的身世以及我们以前不知道的许多事情。

   　　邝先生对我们说，邝敏这孩子从小就不幸，他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３日出生，不久父母离异，母亲就离开了他。他说，那些年多亏孩子的祖母相助，而他则又当爹又当妈，付出了很多辛劳。所幸邝敏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他于北京１６１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１９８３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叉车总厂生产技术科工作，在厂里一直是先进工作者，同事们对他印象极好。邝敏８７年结婚，妻子是该厂的同事，也是个难得的好青年，对老人很孝顺。

   　　儿子的成婚，给邝先生带来了喜悦和安慰。为成全青年人的事业，他体谅并赞成小夫妻俩先不要孩子的决定——尽管作为一个在家庭生活上受到过挫折的老人，总盼着能早一些抱上自己的孙辈。

   　　然而，又有谁能想到，一场飞来横祸竟落到了他的头上。

   　　邝先生告诉我们：８９年那个时候他儿子理解和支持学生们的要求，因为他也曾经是一名大学生。邝敏所在的工厂正好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南面的莲花池附近，而他的住家则是在月坛南街，所以他和妻子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木樨地横跨复外大街。当年那里是游行队伍从西北郊去天安门的必经之地，大街两旁常常聚集了很多人。他们为学生们鼓气，给学生们送水送吃的。５月下旬以后，北京的局势急转直下，陡然变得紧张起来。邝敏很为学潮的前途焦虑，也很为学生的安危担心。在那几天里，他和妻子下班后常常与地段的居民们逗留在木樨地一带。６月３日傍晚，邝敏和妻子下班后同样没有立即回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戒严部队从西往东一路追杀到了木樨地桥头。顷刻间，木樨地桥头形成了一道厚厚的人墙，与东进的戒严部队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当时，人如潮涌，邝敏和他的妻子也就被冲散了……谁也不会想到，这小两口就此一别成千古恨！

   　　邝敏，一位有理想、有信念的好青年，成了这个地区最早倒下的一批死难者之一。他背部中弹，穿胸而过，伤及肝脏，胸前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创口。当时邝敏被民众送到了木樨地附近的水电医院，但由于这家医院伤员太多，又由该院把邝敏转到了丰台医院。

   　　邝先生对我们说，邝敏出事的时候他正出差到了天津静海县，当他于６月５日接到电话赶回北京的时候，儿子已躺在了丰台医院，他看了一眼儿子的遗体就哭倒在地上。

   　　他说，６月９日他们去八宝山火化，见那里有很多驻军把守。而且他们被告知，需要办一个手续，证明死者不是死于枪伤才准予火化。邝先生一听，怒火中烧，拒绝照此办理。他说：“刽子手杀害了我的儿子，难道还要我去为刽子手掩盖罪行！”不让火化，那就让尸体在太平间里搁着！

   　　三天以后，又接到水电医院通知，说公安部门要求所有尸体在两天内火化完毕。邝先生这才去办理了遗体火化手续。但是他告诉我们，他不想把儿子埋了，他决定把儿子的遗骨存放在家里。

   　　说起自己的身世，邝老先生不无伤感地说：他３２岁时与妻子离了婚，儿子成了他相依为命的唯一亲人。邝敏８７年成家，未及生养，遇难后，儿媳走了，一个好端端的三口之家顷刻间瓦解了。他说，在最初的几年里，他觉得生不如死，日子很难熬，是他的一位家住湖南老家的姐姐来陪伴他度过了最悲伤的日子。然而，这无法排解他精神上刻骨铭心的痛，更难以平复他对儿子的思念。

   　　说着说着，邝先生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房间，这是儿子当年结婚时的卧室。他告诉我们，这个房间里的摆设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双人床上方的墙上仍挂着当年小夫妻俩的婚纱照，北墙上挂着的年历依然是“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整个房间窗明几净，仿佛邝敏还活着，一切起居作息都没有变。（照片见后）

   　　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由得默默地掉下了眼泪。谁说世界上唯有母爱最深沉？我眼前的这位父亲，十多年来，一直把家里最宽敞、最明亮的房间留给了死去的儿子，而他自己却宁可住在一间又是客厅又是饭厅的房间里。我从这位长者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无尽的苦难中磨练出来的那种韧的精神。

   　　邝先生是湖南郴州人，上世纪５０年代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电机系，但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到政治审查，未能与同学一起分配工作，后来虽于１９５５年分配到北京电力研究院工作，却一直受到政治上的歧视。这段所谓的“历史问题”直至１９８３年才得以“平反”。邝先生对我们说：他“一个月”的事情几乎葬送了他一辈子。但万万没有想到，从８３年到８９年，仅六年时间，他再一次被抛入了谷底深渊。上一次的灾难是降临到他自己的头上，而这一次则降临到了他的儿子头上。

   　　这父与子两代人的命运难道就该是如此吗？！

   　　也许好人总有好报吧！去年北京闹“非典”的时候，原来已离家出走的儿媳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儿媳在邝敏遇难后，逢年过节，或老人的生日，或邝敏的忌日，她都会回家来陪伴公公。但近年来她眼看着公公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孤苦无依，实在觉得不能再让老人一个人过了。于是，她决定回来替死去的丈夫尽孝道。

   　　原来，她在邝敏遇难后是回到了自己的娘家。为了生计，她离厂下海当了个体户。但她忘不了死去的丈夫，始终没有再婚，现在也已４０多岁了。她说，“自打邝敏死后，已很难再找到像邝敏那样的人了。”

   　　今年春节前夕，儿媳把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这对老人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从与老人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对儿媳的感激之情。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４／０４／２５）

   摘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