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会想到照片上的这位老工人（见后）竟会丧生于戒严部队的枪弹下。

   　　他的名字叫张福元。遇难时６６岁。

   　　老人祖藉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学徒出身，一生经历了日本侵华、国共内战一直到４９年被“解放”。他五十年代进京当了一名工人，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本应属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和阶级的先锋队。但是，他一生与世无争，老老实实过自己的日子，一直到退休前才当上３０２医院洗衣房的一个小班长。他闲来无事，只是好下个棋或打个牌什么的，在生活上、事业上从来都没有过高的奢求。

   　　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夜晚，张福元老人去西城区丰盛胡同内大沙果胡同他表叔家串门，恰好碰上戒严部队到处开枪杀人，他也就只好留宿在表叔家，心想等外面局势平稳了再回自己家里。

   　　第二天凌晨，他被戒严部队施放的催泪瓦斯熏得实在难以忍受，打算去院子外面透透气。结果，他前脚刚跨出院门就中了子弹。子弹打到了他的腰部，他还挣扎着回到院子里对他表叔说：“打着我啦！”说着就不行了。亲戚们赶忙截了一辆救护车把他送往积水潭医院，但还没有等到抵达医院就咽气了。

   　　张有四个儿女，当他们赶到积水潭医院急救室的时候，父亲已被送进太平间冻上了。儿女们发现，父亲腰椎处中了一弹，然而遗体上只有子弹进的眼而没有出的眼，子弹在体内没有出来。医院能做的，只是给家属开具一个死亡证明，证明张死于枪伤。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打死这么一个老人有什么道理？没有什么道理，也不需要什么道理。因为所有的道理都在下令开枪的那几个独夫手里。独夫们早就说过“不惜死２０万，换２０年稳定！”那就是他们的道理。有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的呢？你偏偏要在戒严部队施放催泪瓦斯的时候到外面去透气，不是自找吗！

   　　在８９年那场血腥的屠杀中，独夫们用这个“道理”杀死的远非张福元老人一个。一位来自四川万县贫困地区的老妇人，好不容易在木樨地２２楼的一位部长家里当了个保姆。在那一天的夜里，她也只是从第十四层的阳台上往楼下张望了一下，就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夺去了生命。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一位副检察长的女婿，没跨出家门一步，也只是在进自家厨房给孩子倒水的那一会，也同样被夺去了生命。你说这些人死得有什么道理？当然没有道理。但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再没有道理的事情也就有了道理。死个把人算什么？在中共掌权的半个多世纪里，屈死、冤死、横死的何止千百万，共产党不是照样“伟大、光荣、正确”吗！

   　　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不讲理，尤其是政府不讲理。

   　　张福元老人遇难后，他所在的单位给他开了个追悼会，算是有个交待。但是张的儿女们不答应。他们认为父亲的死纯属误伤，政府不给赔偿，也总该给他们的老母亲一份生活费吧。但想不到这么合理的要求却居然遭到了拒绝，答复是：“上面没有文件，不好办。”这上面是谁，老百姓无从知道，更不知道去找谁。这回当然又是政府有理：像这样的事情，要是开一个口子，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跟进，假如大家都去找政府，那么，这个国家还能有“稳定”吗？为了“稳定”的大局，无论如何不能开这个口子。

   　　这件事就这样搁下了，一搁就是十五年。现在张的老伴——刘老太太也已８０岁了，这件事在她的有生之年能不能有个了结，实在难说。她与丈夫厮守数十年，拉扯大了这么多孩子，想不到轮到自己安度晚年的时候还要为死去的丈夫去守寡，这究竟是个什么世道啊！

   　　丈夫一走，由于悲伤过度，老太太常年疾病缠身，现在连下地行走都困难了。但她没有忘记丈夫是冤死的。她要向政府要个说法，她要为死者讨回公道。前些年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告诉她我们为公正解决“六四”问题向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她当即向我们表示：这三项要求也就是她的要求，她要在难属群体的公开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老太太没有文化，也认不了几个字，但她把写上自己名字的一张小纸条交给了我们，说这就委托我们了。但愿她没病没灾的多活几年，活着看到她丈夫的冤情伸张的一天。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４／０４／２３）

   摘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