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04年7月04日) 开放杂志七月号发表题为“張良和他的六四故事”，其中揭露了张良捏造《六四真相》一书的内幕。该文由开放主编金钟执笔，因金钟是该书出版的早期参与者，其披露情况有很高的可信度。此书得到“著名学者”以及民运领袖的认可，而广大读者一直对书中重要环节有质疑，很多读者表示，《真相》一书有明显谬误。遗憾的是，所谓的民运领袖却成了造假的帮凶。如此作为，基本体现了海外民运失败的原因。以下是全文：

    紀念六四慘案十五週年時，美國學術界發生一場爭議，加拿大學者Alfred L．Chan陳教授在《中國季刊》上發表文章對黎安友、張良主編的《天安門文件》的真實性提出質疑。鑒於《中國季刊》是一個很有學術地位的英文刊物，黎安友教授作了答覆，張良則在多維網連載六篇反駁文章。為此，香港南華早報專欄作家秦家驄來電訪問，後來陳教授也和我通了電話，他們都問過我的意見。我覺得可以借此機會，把我參與過張良《六四真相》的早期出版情況，和我的有關意見寫出來，讓讀者加以審視，因為這本書的出版已造成一個很大範圍政治影響的事件。我參與其事是一九九八年，該書出版在二○○一年，雖然熱潮已過，往事並不如煙，不少記錄和資料可以彌補記憶的不足。 (博讯 boxun.com)

張良對北美學者的傲慢態度

    　　我想先談談對最近張良反駁陳教授的看法。其實，早在二○○一年五月下旬，香港星島日報就發表過署名「蕭何」的對《中國六四真相》的質疑，蕭何自稱是張良的夥伴，他們在北京曾一道收集資料，準備出一本關於八九學運始末的書，以還原歷史真相。在資料收集上，他們有分工，但後來張良將資料全部帶出國，出了這本書。然後，蕭何指出，書中若干不實、拼湊的部份決非中共內部文件，是「精心編寫的政治小說」。張良當時的反駁指稱蕭何是羅幹手下一名御用「安全人員」，他的朋友中沒一個自稱蕭何的朋友，他要蕭何亮出張良的真實身份以證明其言可信。

    　　這次，張良對陳教授的反駁，一仍舊章，指陳「完全沿襲三年前蕭何的方法，只不過比蕭何更拙劣」，主要論點完全來自蕭何，自己起碼的判斷都沒有，對「中國高層政治一竅不通」。張良進一步指稱，「蕭何是羅幹親自掛帥成立的追查《真相》的中央專案組」。

    　　張良最重要的反駁是，列舉許多中共打壓《六四真相》的措施與現象，江澤民李鵬「如臨大敵」，「如果這本書沒有擊中要害，中共高層不可能作出如此過度的反應...... 這足以證明：此書的權威性是建立在披露許多國家機密的基礎上的。」

    　　張良這種反駁手法並不公平。他指陳沿襲蕭何的手法是甚麼呢？「他先是比較《天安門文件》與《中國六四真相》的異同，企圖找出兩書與已出版的海內外一些關於六四書籍的某些片斷的相類似之處，推論出此書是抄襲已出版的一些書籍」，張良貶斥說，蕭何還看過一些內部文件，「而陳甚麼內部文件都沒有資格看。」這種沒有看過文件的研究方法有「致命缺陷」。

    　　照張良這一說法，任何人也不可能評論他的書的真實性，因為他引用的文件全不公開，誰也看不到，包括肯定他的書也照樣沒有根據。其實，研究一本書的資料可信性，方法很多，陳教授與蕭何的方法，正是常用的方法之一。香港研究中共文件者不計其數，有幾個是「有資格」像張良自稱可以去中辦等機要部門「調閱檔案」的？

    　Alfred L．Chan即陳仲禮博士，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曉朗學院政治系副教授。他告訴我，張良在反駁中有許多人身攻擊。這也是我讀張良反駁文章的感覺。張良文章開始就要求陳先生告訴他中文名，並提交他在《中國季刊》的文章的「母語中文」本，他說「迄今為止，這位作者既不敢將他的英文稿用中文寫出，也不敢告訴他的中文名。」「是真正的膽怯和懦弱」。

    　　這是非常無理的弑吵ＷR的指控。眾所周知，華人在外國使用英文名是理所當然的事，用英文寫作發表在知名的刊物上，就是他的文章的正本，任何人可以據以評議。張良有甚麼權利要求一位北美學者以中文名與中文本發表文章？張良反復指陳仲禮為「自己在加拿大學術界撈取學術名份」，「作為一名學術界默默無名之輩，我理解，Ａ.Chan企圖通過挑戰黎安友和《天安門文件》等書來達到他的學術目的，當然，我也懷疑他除了『純粹的』學術目的，是否還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企圖。」

    　　在反駁之三的結尾，張良指陳仲禮寫文章的動機，「只是希望自己堅定地站在江澤民李鵬羅幹等人一邊，替他們說話。」

    　　張良傲慢地宣稱：「是的，Α．Chan太渺小，對其文章的回應，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他的抬舉。」「我們可以非常欣賞說，迄今為止，還沒遇到一位真正稱得上對手的令我們尊敬的挑戰者。」

    　　張良對陳仲禮的反駁，一直把陳和蕭何綁在一起打，怎樣看待蕭何對《中國六四真相》的批評？究竟蕭何何許人也？張良一說是一名御用安全人員，一說是一個中央專案組，看來張良也未必清楚。為探究蕭何的背景，我曾致電當時星島日報的一位相識多年的副總編輯。他說，蕭何稿子非他經手，但星島發表其文經過反覆討論，認為他質疑《中國六四真相》有根有據，白紙黑字，有刊登價值。他表示，這類爭議，有資料可查對，作者的背景並不重要。

    　　我想，這應是香港同行較有共識的看法，二十年來，目睹中共當局或港共對海外某些人與事的回應和傳媒的處理，都不以因其是中共背景而一筆抹煞（社會上常說「英雄不問出處」）。換言之，蕭何即使羅幹的人，其對一本書有如此大量的具體指責，被批評者也有責任加以回應。那種中共打壓就證明我的資料正確無誤的辯詞是不能說服人的。香港連有左派背景的媒體在大陸都被禁被封殺，何況一本有關六四的在美國引起轟動的書，中共豈有不禁之理。

    　　陳教授的批評無論與蕭何的文章有多少雷同，他是做了一位學者想做的事，張良完全可以拒絕他的批評，可以反駁，但是，動輒懷疑別人的政治背景，指對方為中共說話，直至不惜貶低批評者的人格，這不是美國學術界自由環境中應有的態度。張良對待蕭何或許可以贏得「政治正確」的同情，但對待一位《中國季刊》的作者，他找錯了對象。張良文章中那有恃無恐，以勢壓人的姿態，即使在香港左派棍子中也已少見。張良他對陳仲禮教授的粗暴態度給人的觀感，不是Α．陳向他挑戰，而是他向美國的學術自由挑戰。

九八年夏天和黎安友在香港會面

    　　本文不打算對《中國六四真相》的文件可疑處一一推敲，主要想寫的是我認識的張良和他這本書當初出版的一些經過，用以澄清一些真相。

    　　一九九八年夏天，經朋友介紹。六月廿六日下午，我和黎安友教授在香港怡東酒店咖啡座會面。黎教授介紹說，一位暫不透露姓名的Ｘ先生，從大陸帶出二千份有關六四的內部文件，包括高層內幕。需要我們協助出版一本三十到四十萬字的書以便公開發行。計劃年底完稿，九九年五月出書。我欣然同意，並回答了香港版稅、市場等問題。黎教授幽默地說，他給李志綏回憶錄、魏京生獄中書信集寫過序，再加上這本，他該「下地獄」了。最後我交幾本有關六四的開放雜誌給教授轉Ｘ先生。

    　　這次和黎安友教授的會見，奠定了我們出版「六四真相」的基礎。黎教授回紐約後，介紹我和張良先生聯繫，通常是傳真到黎家。七月九日晚我和張先生通了一次電話，他說來美不久，出書事要具體商量，他希望我從商業角度開列一個單子，看哪些有關六四的問題，讀者最感興趣？不久，我就開列了十八條問題，傳真給他與黎安友，我也很想知道他的看法。七月三十日，他回了一個傳真，一一扼要作答，表示我的十八問題「提得非常好」。這十八個問題，涵蓋了六四前後的重要事件與疑點。給我印象深的是兩條：一是大絕食原因。他說據公安部報告是方勵之夫婦、洛德夫婦授意王丹而起；二是六四死亡人數，他說據報告「死者近二百名」。這很出乎我的意外，因為幾乎是關於六四死亡者的最低數字。

在紐約黎安友家初見張良

    　　黎安友教授二○○二年六月一日在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學院談「天安門文件」時，說過一段話：「編纂者原來打算在一九九九年天安門事件十週年先出中文版，為甚麼事情沒有那樣發生是一個很長的故事，我將很高興同任何願意知道的人分享。」我不知道黎教授後來是否與人分享過這個「很長的故事」，但我知道，和《中國六四真相》關係的密切的多維網在二○○一年四月已報導過黎安友教授四月十一日在紐約法拉盛舉行的記者會上講了一段故事：

    　　「黎安友稱：《中國六四真相》編者張良原計劃在一九九九年先出版中文版，以紀念六四十週年。為此，黎安友首先接觸了台灣、香港的出版社，但台灣的兩家出版商對該書的市場並不看好，所以他轉向香港，當地《開放》雜誌社總編輯金鐘一度在他的客廳裡住了一個星期，閱讀原稿，讀完三分之二後坦稱，文件是真實的，但因為香港人對六四已感到疲倦，所以他對該書在香港的市場前景表示悲觀，即使萬一這本書市場看好，由於中國大陸盜版猖獗，所以出版並不能獲益。」　

    這個報導直接點出我的名，好像我因賺不了錢而不願出書。但事實並非如此。究竟在黎安友家客廳的一個星期發生了甚麼事？多維網在大肆炒作時，對此隻字不提。那只有我來現身說法。正是這一個星期對該書的出版有決定意義。

    　　經過四個月和張良與黎安友的郵電溝通，雙方決定見面正式商定出書計劃。於是我在九八年十月十一日偕太太從香港飛赴紐約，下榻三十四街的紐約大酒店，住了六天，旅費全部自理，沒有在黎家住過一天，卻是在那裡「上班」。除有一天留在酒店看張良書稿外，天天搭地鐵到一一六街近的哥大教授住宅和張良、黎安友面談（黎有時未出席）。

    　　十三日上午，我和太太第一次見張良。我們十時到達黎教授家，一會兒，張良來到，安迪（黎安友的英文名Andy）介紹後，大家坐下聊天。以前安迪說過張良三十多歲，看來也差不多，約四十歲左右，一副清秀的知識份子模樣，中等個子，說話帶著江浙口音，我猜想，這應是改革開放時期的首長秘書型人物吧。他很健談，稱是中辦局級幹部，有司機、秘書，妻子在大學教書，他們已有很好的生活與前途，寫這本書完全出於道義的原因，以公開內部文件的方式促成六四平反。

    　　張良特別強調，推翻共產黨不可能，因為人才都被網羅在黨內，中共也在變化，中國平均二十人就有一個黨員，所以，只有靠黨內的人才能改變黨，民主自由才有希望。中國不同世界任何國家，不能亂，海外民運素質低，激烈手段只對中共有利。談到六四，他對當時知識份子激進的行為有嚴厲的批評。認為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也過激，否則，鄧小平處理六四會溫和些。楊尚昆曾表示不准對學生開槍，但李鵬陳希同下令可「使用一切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