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图片、资料：天安门文件之争：羿箭文章中的几个问题/DSL

第二，张良的动机。金钟希望别人相信，张良是为暴利而出版书籍。笔者不这样看。因为编写和伪造这本书的劳动和风险很大。就书中表达观点看，张良的动机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是现实中的人是复杂的，动机当然可以多样化。张良附加某些利益考量未尝不可。所有从事出版和写作的人，都是这样的复杂心态。我们不应因为理念考量而排斥利益考量，当然也不能因为有利益考量而否认有理念考量存在。羿箭以张良有利益考量而立论否认天安门文件真实，不能令人信服。以此立论，中国乃至世界绝大多数著述都会被否定，因为作者有过利益盘算和讨价还价。

第三，关于行文体裁和风格。羿箭指出张良在《中国六四真相》《朱容基在１９９９》和《中共第四代》中都是一种文风，即春秋笔法。但任何读过这三本书的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三种文风。仅仅是夹叙夹议这一点相似。而这又是中国文界通病。即使大陆著名史学论著，也常常是夹叙夹议，以议代叙。不过，即使从西方学界标准看，这是问题，那也是表述问题，不是文件真伪问题。也就是说，你以此可以说明张良以文件编写著述的功力和方法不当，但与文件是否真伪没有关系。不知羿箭是否读过天安门文件的英文版本？那是严格的文件引述体裁。

第四，文件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这是可以有不同看法的，但是八老会议不是唯一最有价值的。事实上，仅仅从看热闹的角度审视89政治风波，才有如此错误印象，天安门文件没有新东西。笔者在此问金钟和羿箭，赵紫阳五四讲话后，哪些省部级单位提出异议了？你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些资讯来源？不要以为这是无关紧要的，这是解读中共后89政治的关键线索！笔者也是有心人，没有在除天安门文件外的任何地方发现这些资讯，而后89中共高层人物政治升迁确实非此不能解释。如果你头脑中没有问题，自然就无法鉴定资讯的价值。此例表明，金钟与羿箭都局限于看热闹的水准去鉴赏资讯。因为没有爆炸性新闻，就不否认其价值。金钟和羿箭以八老会议的记录为证否认天安门文件就更让笔者糊涂了。金钟说，开放杂志报导过类似的消息。但这说明什么？应当说明，这个会议确实存在，因此张良提供了会议记录，而开放报导了消息。笔者猜想，金钟想说，张良剽窃开放杂志。但这真是昏了头了。如果八老会议属实，那么张良完全可能掌握会议记录。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说张良是剽窃而且这一消息不属实，那就是这是开放杂志的捏造。由此，金钟可以断言，张良剽窃并且捏造文件。但金钟必须明言，才能让我们相信。

第五，对於羿箭关于张良对待陈仲礼先生的粗暴态度，笔者深表赞同。但是，笔者以为，这是张良的误会；他不了解西方学界规范，以为陈先生对他进行政治围剿。

第六，关于海外民运的态度。其实，天安门文件上，海外民运与学界和普通人一样，有两种态度和看法。只不过政治与事实搅在一起，多数人不明说态度罢了。不过，就羿箭所点两人看，羿箭有误解。先说王军涛，据多维报导，在法拉盛图书馆会议上，黎安友和王军涛爆出一条新闻，黎安友在运作天安门文件一书时，一直瞒着王军涛。何频是通过王军涛认识黎安友的，但黎请何频出版此书时，第一个要求就是向王军涛保密。在法拉盛图书馆会议上，王谈了天安门文件英文版在理解89政治风波中的局限：这是中共官方视野，虽然是改革派的视野，但还不是民间和独立的视野；这是官方文件，其内容既不一定属实，也不一定是党员或高层领导的真是心态，更不是所有行动和事件的完整记录；这是一个时期的文件，截止到中共控制局势前，其后，中共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对许多人进行调查和审查，这些文件没有包括其中；这个文件集是被编辑后的，其体例、结构、整体布局和内容取舍都可能影响客观反应事态乃至文件的真实面貌。封从德确实做过大量研究，是在事实基础上辩解。笔者不理解羿箭为什么批评封从德。如果封从德相信天安门文件，自然应当摆事实，讲道理。难道要他面对怀疑缄口不言吗？只要是只要他不打棍子，扣帽子，就是正确态度。笔者所知，海外民运对此没有政治正确的舆论压力，基本是各执一词。中共才是强迫所有人只能有一个看法。封所说的八老会议是孤证，这是中共现有体制决定的。但考虑到开放杂志报导，这已经不是孤证了。

最后，笔者不认为羿箭对金钟看法客观。就笔者读金钟文章感觉，金钟是因为资金而不是因为内容真实、书籍价值或政治立场才放弃出版的。后来事情确实证实他的判断，而传言确实也委屈了他。但他可以写个回忆，澄清事实即可。他却选择这样恶毒的方式摧毁得罪他的事业，这再次暴露他一贯为人。就此而言，远小人近君子多么重要！羿箭可以想象，与这样没有分寸和底线的人为伍多么没有安全感。金钟甚至曲解说什么业界基本认为天安门文件不足以作为参考资讯。笔者已经考证，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研究员付士卓先生的研究中国政治的力作（？）就引用过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