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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2001年1月23日开始从“自由亚洲电台”上面收听《中国六四真相》的,张良说“非常感谢自由亚洲电台连续选播《中国六四真相》,从广大国内听众给贵台的来电来信中,我欣喜地获悉,贵台的连播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此,谨向贵台全体同仁致敬。”(2001年6月2日《早日讨回天理公道——为纪念十二周年而作》)当时,我也和许多关心“六四”的人们一样,感觉到《中国六四真相》书中有些历史资料已经在中外媒体披露,例如:1989年5月31日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赵紫阳在13届4中全会上的《自辩书》等等。但是,这不足为奇,在中共党政机关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中共是搞“文山会海”,“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两校)”,“天下文章一大抄,你抄我来我抄它”,至今封建遗风不改。当时,我看到《中国六四真相》核心部分“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八老会议”的纪要以后,十分震惊,认为这是真的中共文件,不是假的,是编造不出来的;认为《中国六四真相》是目前有关“六四”事件的最好历史书籍。陈一咨说“自己虽然没有机会详阅全书,但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包括邓小平等‘八老’讲话的语言,‘与他们的身份相当符合,编是编不出来的’,也符合当时的情况。” (2001年1月9日〈佩服张良的勇气 否认张良是本人〉)黎安友说“作为一个学者,我把真实性和准确性放在政治影响之上”(2001年4月《六四鲜血染成的春秋》)当时,我就决定,把我写的,准备在“六四”事件十周年的时候发表的,但没有找到通路的30万字《论八九民运》书稿,以《中国六四真相》作为新的论据,再次进行修改。这样,《论八九民运》书稿又引用了《中国六四真相》书中的许多段落,一度改名为《诠释〈中国六四真相〉》,我所以引用那么多《中国六四真相》,就是经过考证后,认为它是真实的。特别是《论八九民运》一书,主要中心线索就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而《中国六四真相》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中共高层的决策过程,真是不谋而合。可见我对《中国六四真相》的认可和重视。 当时,只能在“自由亚洲电台”和BBC上面听到一些有关《中国六四真相》的赞扬信息,听到争论的消息就是有些人抱怨说有许多事情没有写进去。例如:严家其说“许多重要的事情书中没有记载。最重要的是6月3 日晚上的一些事情没有收进去,当时已经开枪了,文件反映的是国家安全部、北京市委,顾及不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了。举个例子讲,当时天安门广场成立了‘民主大学’,这也是学生运动里面一项重要的事情。张柏笠让我主持这个成立大会,我就去了。实际在6月3日晚上,天安门开枪前一个小时,我还在天安门广场,书里面成立‘民主大学’的事情完全没有披露,我看到许多学生在回忆的时候都写到‘民主大学’”。(2001年6月3日‘自由亚洲电台’《‘六四’书中人物话真相》)吴稼祥说“比如说4月25日见到邓小平,邓小平在《四二六社论》讲话与我听到的有些不一至的,还有赵紫阳到朝鲜访问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也不太一致,六中全会万里、陆定一提出取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反对,当时我记得邓小平说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自残,书中都没有。”(同上)我写的《论八九民运》书稿,想在1998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发表,找到韩东方、卢四卿等人,请他们帮助发表,他们给了积极的指导,但由于中共的封锁没有成功;11月份又找到徐文立,他不久入狱了,也没有成功;到中共16大时候,《论八九民运》书中的政治预言“江泽民在16大的时候会和邓小平在13大的时候一样,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已经变成了现实,我十分着急;因为,书中还有许多的政治预言,例如:“酝酿新的民主运动”、“中华共和国的构想”、“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中国民主运动的规律”等等;它们是书的生命,我必须让它们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去启蒙中国的民众。这样,在2004年初,在“六四”15周年的时候,先后在刊登“六四15周年纪念征文”的国外网站大纪元,以及博讯、六四档案、新世纪、看中国、轻舟、民主通讯、中国民主党、BBC、大参考、浴火凤凰、多维、CCC、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等,发表了《论八九民运》节选和纪念“六四”的系列文章,大部分收集在“博讯新闻网”的《任诠文集》里面。同时,我看到了有关《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的两次争论的文章。当我看到2001年“六四”12周年的时候,《中国六四真相》刚刚发表后的第一次争论文章,代表的文章有“萧何”指责张良伪造资料编《中国六四真相》等;看到2004年“六四”15周年的时候关于《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的第二次争论文章,代表的文章有《开放》杂志主编金钟的《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等;又看了《中国六四真相》网络版;我更加认识到:当时我对《中国六四真相》真实性的正确判断,及在《论八九民运》书稿的书中大量引用《中国六四真相》的正确性。《中国六四真相》在研究“六四”上是独树一帜的,特别对于八九民运时的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是引发“六四”惨案的直接原因,作了真实的证明。所以,在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十六周年的时候,把我对《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等方面的认识和张良及读者商榷。
一、《中国六四真相》是一本什么书? 1、《中国六四真相》是一本历史书;是一本记述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的历史书;是一本把与“六四事件”有关的中共印制的各种各样文件资料,经过整理汇编后,按时间顺序编写的历史书。 说通俗些,《中国六四真相》就是用中共文件资料汇编成的《八九民运大事记》。正如张良说“为了忠于历史,我们采用编年史实录形式,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到6月24日中共13届4中全会闭幕,基于每一日都按:一、中央高层决策;二、全国各地动态;三、国内反映及媒体报道展示(《自序》)”。也如严家其说的“书出版非常有意义,是八九民运最完整的一个记录,都是官方的文件,把那么多材料汇集是非常不易的,文化大革命几十年,到现在没有人公布,25年后的天安门事件,到今天文件都没有公布出来,我们六个人只写了一本《四五运动记实》一书,1978年我们几位作者凭着人民出版社的介绍信,到北京市公安局去看文件。这本书是非常可贵的一本书,张良带着生命危险把这本书编出来的,这本书是无与伦比的(2001年6月4日《书中人物话真相》)”。我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该书是政治性的书,是以记录历史为主,不是学术研究性的书,既是历史书籍。有关八九民运的学术性的书也好多,例如:许家屯《香港六四回忆录》、卡玛《天安门》等等,我写的《八九民运中的赵紫阳》也是学术性的书。 黎安友教授说“在我看来,《中国六四真相》这本书,披露的事件记录之全面,它的内容可能带来的爆炸性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本书誉录了1989年春天发生在北京的那场震惊全世界的事件中,中国大陆最高层决策的详细过程的数百份文献的全部或部分。不仅因为六四事件是共产主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且,整个世界和中国人民对中国任何一段历史的高层政治,都从末得到这么接近核心的表述。”(《前言〈中国六四真相〉的深远意义》)史景迁教授说“出版《中国六四真相》是有意义的,因为它首次通过共产党方面的详细资料来分析1989年4月到6月的事件。该书使用的原材料给人深刻的印象:来自中国安全系统各机构和新华社的报告;地方党委关于中国几十个城市的示威情况;有关部委的文件;高层会议的官方纪要;中央军委文件的复印件;电话纪录和紧急信息传真。书中还有共产党最高层的文件,有些是在6月23日至24日举行的13届4中全会上散发的文件;那次会议讨论镇压示威和政治谴责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的决议。其它文件是重要的会议纪要,邓小平办公室提交中央书记处备案的文件;有些是当时的国家主席扬尚昆与其他政治领导人的个别交谈。”(2001年3月《紫禁城内》)他们认为《中国六四真相》是中共文件的汇编。 《中国六四真相》和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等一样,是一本历史书。历史书籍,按时间顺序排列是:《世界通史》,包括《中国通史》,包括《中国现代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包括《八九民运史》,包括《中国六四真相》。虽然,《中国六四真相》写的是《八九民运史》中的一个事件,时间很短,但是,这次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上朔到《中国现代史》上,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六四”发生的短短十年后就写成,引起民运人士的普遍赞扬和中共的严厉打压,其影响巨大的。张良说“《中国六四真相》面世后,很多人关心此书出版的动机。有人说,这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产物,有人说,此书面世意在影响中共16大人事;还有人说,如果没有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六四真相不可能向外泄露。说心里话,对中国的现实政治直接产生影响,并不是此书的根本目的,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乃是编写本书的根本宗旨。”(2001年6月2日《早日讨回天理公道——为纪念十二周年而作》) 2、八九民运和“六四”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次重大的事件,必然引起重多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民运人士、参加者的研究。16年来许多学者和民运人士在对八九民运和“六四”的研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主要有赵紫阳的《自辩书》、吴稼祥的《赵紫阳回忆录》、唐柏桥的《湖南人权报告》、封丛德的《六四档案》、陈晓雅的《八九民运史》、王丹的《文集》、丁子霖的《六四死难者名单》、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卡玛的《天安门》等等。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的短短16年,研究八九民运和“六四”,取得丰盛成果,他们的忘我劳动,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这些都是书写了八九民运和“六四”历史中的一章或一节、一段,都不是完整的《八九民运史》。尽管陈晓雅有了名为《八九民运史》,张良号称用全部“六四”文件写的《中国六四真相》等,都不是完整的《八九民运史》。真正的《八九民运史》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或者说中共倒台后,大量的历史文件、档案、资料暴露后才能面世。中国的近现代史,已经被中共篡改的不成样子了,那时,必然有一个像司马迁一样的伟大历史学家,写出《史记》一样的史书来,为中国的近现代史盖棺定论,其中包括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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