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丁文集：变爱憎对象容易，变思维方式难

常见许多人士发表评论为民主和自由摇旗呐喊并痛扁中国大陆的事物特别是中共。其中相当一部分（很可能是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移居到欧美的第一代移民，这些人士的文章相当容易辨认：尽管文章主题是批判中共和歌颂民主自由和美国，不过行文的用辞、逻辑和思辩还是照套中共喉舌们的"极左"文章，只不过把批判和歌颂的对象换了转--民主和自由成了另一抽象的崇拜标的物来替换共产主义；美国替代了红色中国这一前圣地；对美国政府施政过程中的过失的原谅替换了对"党和政府"的原谅。

这些人士与一些持相反观点的人士论战时的情形，活脱脱的红卫兵大辩论。

这些歌颂民主和自由的人士，或者自小受中共迫害而仇恨中共，或者成年后反醒才抛弃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却难以直接的消除几十年的教化（中共几十年来全方位灌输的逻辑和判断理据等）所形成的心灵烙印。

同样是歌颂民主和自由，台湾人、香港人和ABC们写的评论文章就相对平易近人而没有强烈的"极左"风格的思辩。尽管台湾和香港在直到十几年前也不见得是民主社会，但人民总有较多的自由去了解欧美的情况和各种的思潮；'戒严'时期的国民党尽管'不许信'共产主义，但从不会'只许信'三民主义，更加不会让三民主义占据密布的高音喇叭、算术课本和热学原理教材，把作家收归作为政府一个部门的作家协会,让新闻媒体全部变成国民党的"喉舌",强迫人人每周参加"政治学习"。

这里不是要"一竹竿打倒一船人"，例如，象王力雄和汤本，虽然自小饱受马列毛的教化，但他们的文章绝少见"文革"语言和毛式思辩；这里也不是要褒扬台湾人、香港人和ABC们歌颂民主和自由时比那些曾受中共教化如今转信仰民主和自由的人士要高明，更不是提倡写评论不应该用"文革"语言和毛式思辩，而是要说说个中因由，希望广大读者倾听百家争鸣时能有更深领会和得到更多启示。

变爱憎对象容易，变思维方式难之二对“文革”的认识

[2002-04-28]

在1978年中共审判“四人帮”时，香港电视台（应该是翡翠台）有转播，其内容比大陆的官方喉舌们的要更详尽。官方的说辞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利用毛主席错误发动的……。香港的《争鸣》、《七十年代》等杂志也有几个月的详尽报道和评论。当时笔者颇为宽慰地看到这些香港的杂志批判“四人帮”这样卖力，与党中央保持一直，甚至有过之而没不及。原来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香港也有这么进步和革命的杂志，原来香港同胞们也这么深入批判“四人帮”的而不会象“反动派”（如苏联和台湾）那样支持和勾结“四人帮”，这令笔者对香港的看法大为转变，不再只给中共喉舌们对香港的抹黑宣传所引导，并且奇怪为什么大陆海关会禁止带这些杂志入境。尽管有偶尔有撰稿人呼吁把毛泽东也抬出来审判，“不过主流还是好的”，当时笔者这样想。

在审判中，江青回应一位愤怒控诉她的人士（某受迫害致死的老干部的遗孀）时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要我咬谁就咬谁。”这句话留给我深刻的印象，一方面是因为江青讲话时态度极为嚣张，与证人的可怜兮兮形成强烈的对比；另一方面是大陆的喉舌们全部没有报道这句话。怎么会这样删去呢？这不正暴露了江青的丑恶面目，胆敢污蔑英明神武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笔者这样想。

在课堂，老师们经常教育学生们：毛主席曾多次批评江青及其同帮，并指出“江青有野心”。有同学在气愤之余问：“怎么毛主席不撤掉江青的职？”，老师一般都是含糊其词过去，总之令学生们不再深究。

从公审“四人帮”到1986年，大陆有很多报刊深挖“文革”史、《江青野史》、《江青XX史》之类，深刻揭露“四人帮”的丑恶面目，“热情讴歌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与一小撮的“四人帮”及其走狗们进行的斗争”。一个挥不去的疑问或遗憾是：怎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特别是周总理，怎么不早点除掉“四人帮”？虽然《七十年代》杂志某文章曾指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投鼠忌器”，周总理可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啊，况且所有的《江青XX史》都指出六十年代后江青不再与毛主席同睡一床，不再有机会吹枕头风让毛主席重色轻友。

及至前几年读过王力雄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和一些关于性与心理的文章，笔者才理解到江青所说的“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要我咬谁就咬谁。”，是对“文革”的最精辟的总结。一句话，就总结出江青的作用、毛主席的作用、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和操作方式。

从笔者第一次听到江青的这句话，到明确认同这结论，前后二十年。

变爱憎对象容易，变思维方式难之三心灵烙印

[2002-04-28]

90年代初笔者到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读硕士，有时得闲到市政图书馆看书。那里有中文书部，有许多大陆，香港和台湾出版的书，笔者重读了很多鲁迅和巴金的作品，同样的文字，不同的注解（大陆出版的注解是紧扣阶级论的，香港出版的注解是很中性的），给笔者完全不同的感受和理解。原来1949年以前中国存在“边城”这样的地方，而不单只有晴朗的“苏区/解放区”和黑暗的“国统区”两种。《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里所揭露的事物，在1949年以后仍然存在和发扬光大。“人迫人、人踩人、人吃人，自耗元气”这种事物不断改头换面而存在。中国，中国人，在百年中，不过一次次地失去好地狱（“好地狱”，引自鲁迅的《失去的好地狱》）。曾经被“革命者”批判和斗争的“反动”事物，最终总是阴魂不散地附体“革命者”，令他们扬“革命”之名，行“反动”之实，而不自知。

想当初，《甲申三百年祭》已经警醒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毛泽东一直努力制造新制度和新人类。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旧”的打“破”了，“新”的却“立”不起来。他希望制造“新人”，最终结果是全面深入地毒化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为所谓的“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打下了基础。他所做的，实际上是以一种封建帝王的方式，呼唤一种封建意识，以一种“大民主”的方式(流氓意识和流氓运动向社会各层面大放送)，去摧毁一种封建架构。黑食黑，仍是黑，更加黑。毛泽东，这样英明神武，始终脱离不了流氓和帝王的思维方式。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基本上都是IQ和EQ一流的社会精英，他们年轻时候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文化和结构相对多元化的社会，他们多还是归顺了传统文化中的流氓意识和宫廷权谋，他们曾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不过成了道具。现在中国大陆的民众以及已经“投奔自由世界”的人士，大都年轻时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和一元化的社会，几十年的深入全面的教化所形成的心灵烙印（思考逻辑和判断理据等）难以直接的消除，更难以自觉地去陋存真。

只有时间和百家思想是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