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果的故事
   开篇：
   纽约突然停电了。
   事起某遥远的发电厂，据说位于某个著名瀑布。
   黑暗中，电视电脑隐退。
   窗前竹影摇曳，帘外细雨潺潺。
   土味和湿气迷漫，陷在白皮沙发里，我，象是困在黑乎乎的洞穴之中。
   壁炉里，炭星点点，一闪一现中，生命就在黑暗的空档中短暂出现。我使劲儿搓了搓脸，抬起头，怔怔地盯着落地窗 —— 记忆不知何时顺着冷而硬的窗玻璃涓涓淌下。。。
   那是一个雨季里发生的故事。
   在故土，这个故事被遗忘、被扔进空谷，死去的，仍在受难的，如落叶般飘零呜咽。在异国，这个故事却有无数版本、无数真相。
   那时的天空里总飘着雨，眼里总含着泪。
   我看到了18岁的自己，长发披肩，白衣蓝裙，走在中国南方Ｗ大的校园里。路旁的芭蕉叶上，水珠饱满着身躯，挣扎着从坠下，汇入细流，漫上街头。午夜中歌声传来，和着寒湿的虫鸣-----“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恍惚中我走进某教学楼，里面光线很暗，烟雾缭绕，人声嘈杂：
   “我是Ｙ大代表，我要发言！”
   “明天还要上街！”
   “一定要鼓动工人罢工！”
   “北京的学生少在这里指手画脚！”
    。。。。。。。
   
   我看见自己愤愤挤出人群，有个戴眼镜的瘦高男孩尾随在后——
   
   手指捏紧紫砂茶杯，想再感受它残留的体温。10多年后，我，一个4岁男孩的母亲，突然会讲自己的这个雨季故事了。
   第一折 梧桐雨
   
   “倘若我想用手去摇动这棵树，那绝对做不到。然而我们见不到的风却能随意使它晃动或曲折。同样地，我们也正被一双无形的手所摇晃或曲折。”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1.1
   
   黑暗中，火车嘀咕着向前行驶。
   若明若暗的车厢接口处，靠着凉而硬的铁皮，我曲膝绻在地上，不时揉揉酸涨的小腿肚，不知身在何处。
   回想起了上车时的情形。
   1989年5月19日晚，7点多。北京火车站。
   “看来我们没法南下了。” 我放言道，心已凉。
   车门口人们挤得一团，身躯热烈地扭曲着，空中还挥动有大大小小的行李包。
   我身边站着赵强和罗君。
   “跟我来！” 赵强说着，沿着车厢走下去。赵强是湖南人，干瘦的小个子，带着黑边眼镜，神情很镇定。罗君是贵州人，中等个，虽不健壮，但肤色很健康，脸上总是挂着急躁，这会儿更急了。
   赵强比我和罗君高两届，是86级党史系的。我和罗君都是88级新生，我学新闻，罗君在人口学系。
   “嘿，赵强，就别指着能从门里进去了！” 罗君边摇头边估计着形势，稍顿，他提高嗓门：“有了，看我的！” 随即，罗君把绿色背包带缠在小臂上，猛跑几步，双手一下搭在某个车窗边，身子死死就坠上了！我还没反应过来，那个窗口里就探出几只手来，东扯西拽地，罗君消失在黑乎乎的洞里。
   “是学生吧？快上来！快上来!” 两、三个脑袋探出来，数只手如鳗鱼般舞动。
   “喂，那个小伙子，先把包扔上来。” 有个声音建议着。
   赵强摸了摸肩上的包，犹豫着。他的包里除了一些学运传单，还有我们的活动经费。
   罗君从上面冒出来，大虾般躬下腰：“赵强，把包给我吧。”
   很快，赵强和我先后被拖了进去。
   幸好没穿裙子，但我的膝盖擦破了，血丝渗了出来。好在兴奋压倒一切：我-要-南-下-了！
   我手扶着椅子背，四下寻摸：行李架上坐着人，座椅底下躺着人，卫生间旁的洗漱处蹲着人，车厢之间的通道塞着人。
   看见了萧忠和邹燕！他们在我们这个车厢的中段，手抓着高处的扶栏，相对无语。我热情地挥了挥手，萧忠微笑着，敷衍地晃了下手掌。他们也是我们学运广播站，是85级的，很快就要毕业了。我们约好一起南下。
   他们的眼神和姿态很那个，于是想起一进大学时，就被告知校园中有三派：托派（考托福），麻派（打麻将）和旋派（泡舞厅）。学运初起，校学生会就被夺了权，有个原学生干部很不满: “啊，昨儿还花前月下的，今儿就成民主斗士了？”
   我正在失恋中。
   1．2 阿朵的第一个男朋友（略）
   1.3
   罗君上车后就很亢奋，“啊，我们是R 大的学生，组织了个南下扩大宣传团。你们对我们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你们是一块儿的”有人转向我。我点点头，因想起欢，有些忧郁。
   “W市的大桥被堵了，你们知道吗？” 罗君继续，“我们南下就是要宣传北京学生和平情愿的主张，让大学生不要给当地的治安造成混乱。”
   “是啊，我们要去W市和G市，还有S市。”赵强参加进来，神情也很兴奋。
   身边的一个中年男子看着我“啊，大学生了不起，中国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 我听了，高兴起来。
   他说，“文革时，我们也搞串联。。。。。。”不由得唱起来，有几个乘客也跟着。“哈，中国的事儿——”
   这时，人群有些松动。
   那个中年男子赶紧起身：“啊，我要去厕所。”看着他钻、挤、扭、推，如泥鳅般地消失，眼下我最羡慕的人要算是列车员了。 　　　　　　　
   赵强捅捅我说，“跟我来，到下个车厢去。”我不解，他嘀咕着：“查票的来了。”　啊，才想起自己没有卖票。先觉得有些紧张，后来混着些许兴奋，随着赵强挤过好几个车厢。乖乖掏了钱。
   那时坐火车似乎没人买票，尤其是四处串连的学生。我的密友小芸在运动开始就失踪了，事后才知与男友四处免费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去了。
   回来原来的车厢，就听见罗君还在高谈阔论。中年人也回来了。
   火车系统人称“铁老大”，一直被国家垄断，其铁路线长度，据说“人均不到一根烟”。
   父亲以前没钱坐火车。
   二十世纪60年代，他独自在北京工作，母亲在四川的一个县城做小学教师。
   爷爷奶奶没工作，在照顾我和哥哥，父亲就每月的大半工资寄回来，只留点饭钱。
   他每月40块工资，火车票为60元。父亲没钱买火车票来看我。
   5岁前，我几乎看不到父亲。
   父母婚姻头八年，每年相聚一次，思念被蜿蜒铺开的铁路线哽着，酸楚难以排解。如果可能，我想父亲可以星夜兼程走路来看我们。
   我出生时，父亲没有回来 —— 我的父亲没钱坐火车。
   父亲带回来的糖真好吃，带回的米做成饭真软真白。后来我知道这些糖票啊、米票啊父亲攒了一年。因长期缺乏营养，父亲母亲有很多慢性病。
   想到以前，父亲总是叹气，“啊，钱全花在铁路线上了。”
   这是我第三次坐火车。
   第一次是随母亲进京与父亲团聚。母亲的某个领导为“给北京控制人口”，把熬了多年才盼到的户口调令压了3年。她整夜地哭，看到她的牙刷毛都没了也没钱换新牙刷，我的大姨也跟着她哭。
   爷爷奶奶也哭了，在目送我和妈妈远去时，他们不知何时再能看见我们。
   爷爷说“我死前好想去看北京皇帝老儿的金銮殿”。奶奶说“咪咪不要在北京吃包子，听说不好消化”， 但我渴望吃包子，不想顿顿吃面条。
   我第二次坐火车是12岁时，随父母回四川探亲。火车上，站台上，到处是人，到处是因渴望而伸出的手。我睡在硬座的椅子下面，枕着瓜子皮、花生皮、橘子皮，眼睛盯着四处摊开腿――或抖擞、或呆滞，心想着火车再停时，可不可以吃上在窗口兜售的“熏鸡”或“卤鸡脚”。火车每停一站，似乎都有地方的特产。东西好便宜，小网兜里的几个茶叶蛋，只要几毛钱。有的乘客围着小贩卖吃的。夜深了，明亮的站台上还是热闹的集市。　
   爷爷奶奶一辈子没有离开那个四川小镇，父母无力支付他们的旅行开销。我上初三时，爷爷奶奶在同一年去世，“享年”65岁。
   爷爷原是小业主，公私合营后站了数年柜台。奶奶曾为县人大代表，批人斗人无数，后来成了老年痴呆。
   那年的某天，我戴上了黑纱。班主任石老师说，“你明天可以不来上课。”其实我不太难受，早已忘了爷爷奶奶的模样。
   我第三次坐火车，就是这次“南下扩大宣传”。火车依然这么挤。我是学生、我爱国，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理直气壮呢？不过对于这个国家的问题，却知道的很少。无人再对我说，“你们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毛主席的好孙子毛某某，倒和我住在同一个宿舍楼，在楼下的紫藤园里，经常可以看见他寂寞的身影。
   在中国时，我总共就坐了这三次火车。
   后来就是飞机或汽车旅行，我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这么跨过去了。
   一上车，我就在捉摸：如果父母发现我失踪了怎么办？要不要到了W市给他们打个电话？
   火车到了某站，才发现肚子饿了。站台上，各式小车推车是食品车叫卖，有个小男孩在窗口举着两只鸡——啊，德州扒鸡。我挤过去，问好价前，买了一只。
   9点左右，火车上广播响起，是总理李鹏的声音：
   “同志们！今天，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要求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数分钟内，从一片蛙声，到鸦雀无声。听完广播，那个中年人对我说，“不要怕，人民支持你们。这次可与以前几次大不一样，共产党不敢把你们怎么样！”
   “李鹏一讲话，我们更要南下！” 罗君又激动了。赵强的目光游离不定，陷入深思。他是学党史的，估计形势应该比常人厉害。
   不可否认，我们的南下之举前景难测。
   夜色里列车行进着，我们离学运中心北京越来越远。实在不知该留下，还该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外面黑呼呼的，什么都看不见，不知身在何处，恰好是我的心境。
   列车嘀咕着向前。
   W市到了。车站里有不少学生吵吵嚷嚷着要去北京。
   车站外，遇见了有来接我们的几个男生，他们是H大自治会的。
   进了H大，看到校园里的下垂的标语，“李鹏下台。”, “共产党比基尼，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我离京前，还没有看到这类标语,觉得南方的同学似乎更激进些。
   郝民是个戴眼镜的斯文男生，他带着我们去食堂用餐，介绍着这里的情况。他说道兴起，手不经意地碰了我的大腿。当时我穿着牛仔短裙，我们俩都象电击中似乎，迅速闪开了。
   “W大桥不是学生堵的。” 郝民说。5月17日列车受阻，纯属偶然。该日下午，有几十万人在桥旁看桥下的游行时，驶来列车。见有人在铁道上走动，火车便鸣笛警告，反而把学生、群众引去。几名警察赶到，劝阻围观群众，反而招致更多围观。当增援的警察和对话学生代表来后，学生和警察一起劝群众离开，列车于4点许开走，整个事件约为40分钟。
   在安排我们的住宿问题后，我们相约晚上见，因为“武汉高校自治会”要召开个重要会议，欢迎我们作为北京代表列席。我们也打算散发随身带着的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