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ttl先生在楼下评论六四的经验教训和民运的大战略时指出----

   “。。。也就是说中国的演变只有２条路：１ 等待戈而巴桥夫掌握最高权力，自上而下和平演变。２ 群众和士兵哗变式的城市革命，而引发的弃船效应。路径２在当年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意识形态还没完全破产，社会矛盾和贫富差别也远没大到让人民普遍不满可以哗变的程度。想想看，当时打倒中共这样的口号有几个人拥护呢？

   来个假设吧：假如没有方励之等及被鼓发的学生运动，或者说赵紫阳和他的智囊团再小心坚决一些，先镇压学生运动（二手都硬），取得邓等元老的欢心和支持，掌握最高权力并渐变......

   改革派全军覆没的教训仍然没能让民运清醒！空谈，性急却并没有献身精神，只有误运呀！

   我赞同耐心等待胡锦涛。 他不是，就再等下去。

   把钱和精力拿去开会组党，去集会抗议，去签名上书.......不如踏踏实实地办几份（电子）杂志，并设法散发到大陆，把启蒙，宣传和准备工作作好。”

   ----在安魂曲看来，这段话画龙点睛，既客观地分析了未来中国民主化演变的具体可能道路，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今日中国民运一事无成的关键原因。

   先谈道路问题。“中国的演变只有２条路”之说绝对正确，大家稍微理性思考一下就应该明白：“第三条道路”（如美国出兵推翻中国政府等等）在这里是基本不存在的，即使军事政变导致的民主改革，也无疑应当归之于第一条道路。

   这两条道路，当然不是截然相反的，也很可能是互相促进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成功的关键却大不相同，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运策略去同时促进这两种可能。----可惜的是，长期以来，民运和民主派中很多人偏偏在这个“道路”的两难选择问题上打马虎眼，硬要把“自上而下”的第一条道路说成是“没有自下而上的推动根本不可能”（这句话是废话，因为“自下而上的推动”始终对专制政权是存在的，但绝不一定等于民运本身），由此也就形成了民运以不变应万变、坚持“开会组党，去集会抗议，去签名上书。。。”长期策略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由此就形成了民运今天的尴尬局面：“开会组党，去集会抗议，去签名上书。。。”这样的“斗争方式”显然既不可能对上述第一条道路的成功有什么推动作用（事实上在开始帮倒忙的可能性反而更大），本身也绝对没有力量去促成中国大陆的“城市革命”----这样的“斗争方式”，最终屁用不顶（不要拿香港来做反例，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差别，比香港和美国的差别还要大）、不过沦为民运中人的一种小圈子政治文化甚至是生存策略而已，与其说这是“斗争”，还不如说这是演戏、是讨生活、是为了让世人始终记得这一部分“民运”的存在和“执著”。

   安魂曲一向认为：海外民运的最大作用，其实不过是在大陆民主化演变的关键时刻，回国“摘桃子”----这里所谓“摘桃子”，其实指的是在混乱情况下充当民主力量政治主心骨（在第一条道路情况下，必须有民主力量的代表如叶利钦去支持并促进“戈尔巴乔夫”改革；在第二条道路情况下，必须有起义军民的临时组织机构）的一种历史责任，就好比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垮台了，海外反对派有责任立即回国帮助美军收拾残局一样（很遗憾，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尤其是那些西方化了的反对派）----即使海外民运“摘”不了“桃子”，至少也可以起一种支持作用，在海外声援、联络、资金等问题上为中国的民主演变尽力。为了将来“摘桃子”的方便，此时此刻海外民运即使什么都不做（除了“广积粮”外），也比无端消耗自己的资源、暴露自己的无能、挥霍自己的人气（比如让安魂曲这样的潜在同盟者也渐行渐远）要好得多。说句不中听的话：中国民主（比如最近的香港人民抗争），缺你们（如XX党部、XX声明）一个不少！

   当然，假如海外民运真的除了苦练内功，“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么目前他们可能吸引到的一点“投资”也就成了泡影，某些人的生存甚至都会出问题----所以归根结底，民运今天的“开会组党，去集会抗议，去签名上书。。。”不过是一种“投资冲动症”的恶性循环罢了----怪不得很多人觉得今天海外民运的最大特点是“作秀”，“作秀”不就相当于“演戏”嘛！演戏能有多少实际观众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去演戏，就根本不可能有人往你们这个“戏班子”投资不是？

   ----说到这里，楼下“我是潜水员”等先生关于安魂曲为什么近来政治观点风格有重大转变的疑问也不难得到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当“第二条道路”发现根本行不通的时候，希望中国民主的我除了选择“第一条道路”，还能有什么好法子？？不错，我安魂曲过去曾经欣赏过彭明（他是不是骗子、能力如何在这里反而是个次要问题），但那正是因为他看上去至少有走“第二条道路”的直接战略和计划，而且也有这份胆量。。。在这一点上，寄望于彭明同寄望于胡锦涛，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司马当活马医”，既然这世界上只有这两种“马”可能跑，那么即使是“死马”，也比民运普遍存在的“作秀民运”要值得寄望得多。

   简而言之、总而言之，搞不成暴力革命（主要还是没胆量、“没有献身精神”），就老老实实去促进、去配合体制内改革好了，这对民运说起来很窝囊，也似乎有些“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但这恰恰是唯一可能“成事”的现实选择。ttttl说得对：反思六四光反思出来“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还不够，真正在这里重要的是：无论六四期间的学生和市民还是今天的民运民主人士，他们具备了“上”（一鼓作气发动革命）的胆量和准备么？或者，他们具备了“收”（必要时同中共妥协、甚至做出重大让步）的智慧和决心么？？

   最后和ttttl先生解释一句：本人过去关于六四的反思其实已经涉及到了你所说“空谈，性急却并没有献身精神”的这个层面，详见本人以下这篇文章----

   作者: 安魂曲 六四失败结局现在看来主要原因还在于：学生市民改革派缺乏意志力、无人敢担待 5/8/2003 11:14 [Click:111]

   楼下“向大家学习”的文章中说：“因为学生领导层和民运精英决定留下来坚持并事先有所准备的前提不存在,所以（六四开枪后继续斗争）成功的可能性在实际上是没有的”---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个问题：为什么六四军队开枪前后，“学生领导层和民运精英”都没有作“留下来坚持”的实质准备工作呢？

   ---根本原因还是他们缺乏意志力，无人敢于、愿意承担“豪赌一场”的巨大现实和历史责任。虽然口上说“我们不怕流血”，但真看到了血流成河的时候，他们自己心里就首先哀叹一声“完了”----王丹和王军涛等人在六四前就居然开始不向学生打招呼自顾自逐渐撤出北京，如此人物，指望他们“留下来坚持”，可能吗？

   5。20刚宣布戒严时也是一样，军队吓唬不了人民，中共一时手足无措，那么“坏”的场面，学生和市民却没有充分加以利用，打着拥护合法领袖赵紫阳、反击反革命政变的名义在北京趁乱夺权。。。究其原因，当时的学生领导层和知识精英们根本没有这个魄力，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不仅学生领袖和知识精英们没有魄力、不敢担待，作为当时中国改革派主心骨和六四运动政治希望的赵紫阳，也没有起码的勇气在5。19宣布戒严前后，勇敢地走到广场、宣布和学生们站在一起。

   ---同赵紫阳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叶利钦----他在当时冒着比赵紫阳更大的个人风险（赵紫阳还是党总书记、共党中国的名义第一；而叶利钦则面对赤裸裸的武力政变），却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坦克之上向全世界发表演讲。。。最后叶利钦不仅战胜了政变者、击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且从此成为俄罗斯的最高领袖，其政治遗产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普京总统身上。。。。而赵紫阳呢？六四后却一直被软禁，直到白发苍苍仍不能享受一个普通老人基本的自由！

   怪不得六四过后，我的一位同学不骂李鹏邓小平，却大骂赵紫阳起来。他说“六四最庸俗的就是赵紫阳，他毁了我们一代学生！”----此话虽然偏激，但确也讲出了我们大家对赵紫阳懦弱的深深失望。

   纵观整个六四运动，从赵紫阳到鲍彤、从严家其到柴玲、从方励之到王丹，学生、知识分子和改革派这一阵营，居然没有涌现出一个真正敢担待“造反”大罪的领袖人物----他们的全部魄力加起来，还不如那个敢于违抗中央军委命令、拒绝镇压学生的38军军长徐勤先。

   反而是中共保守顽固派这一边，出了一个意志极其坚定、敢于冒弄巧成拙、葬送共党危险，担待“不信邪”千年大责的邓小平，终于注定了中共在六四这场命运较量中大获全胜的历史结局。

   两军相逢，勇者胜----六四也是一样，在严酷的政治斗争面前，谁具备铁一样的意志，谁才配象叶利钦一样笑在最后，或至少象邓小平、华国锋一样得逞于一时。谁的手软了、心虚了，谁就只能和今天的赵紫阳和海外流亡人士一样回首扼腕、大事难成。

   值得注意的是：关键时刻没有魄力胆量去“见坏就上”，往往恰恰同平时不肯“见好就收”是一致的----好比王丹乌尔开希，5。4后坚持绝食苦口婆心拦都拦不住，但到了军队向广场开进的六三之夜，就一个不见了踪影，一个恰到好处的患病离场。。。早先他们的“慷慨激昂”都哪去了？！

   六四失败快14年了，今天的中国民运人士和中国民主政治家们，究竟做好了在下一次中国政治决战的关键时刻，担待起关键性政治历史责任的准备了没有？

   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还没有长进，顽固派或者野心家们还极有可能再一次战胜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