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高自联”这个“官方”名称我本人一直从来没有听说过，直到六四镇压前后，中共宣传机构提到“高自联”这个名字，我才慢慢习惯过来（当时还觉得很难听，以为是中共故意丑化）。在这以前，至少在我们学校同学的交流中、以及我和所接触的广场外校包括北京高校同学的交流中，我们用的都是“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这样的简称---“北高联”对我们来说倍感亲切。

   我到北京是5月19日的傍晚，也就是李鹏宣布戒严的前夕----我那时是学校自治会头头之一（根据学校后来的说法，我是本校动乱的策划、煽动、组织者：））。我本不想上北京，但我在学校受到老师们的很大劝阻压力，我这个人又特别尊重老师，不愿意让他们为难，刚好自治会在北京没人，所以我就临时决定赴京。

   上了火车，同车同学我基本都不认识，我也没负责任何组织工作。下了火车，有高年级同学来接，并带我们一路喊着口号去广场。。。到了广场，发现气氛不对劲，特别紧张。这个时候，高年级同学就劝我们大队先去一个别的地方休息，因为“当晚要镇压、这里太危险，同时也没有基本扎营条件（毯子帐篷什么的）”。。。这时，我也第一次见到一个自称为北高联常委的本校同学---他很早就到北京参加学潮，我们大家都不认识，他也告诉了我一些情况，并透露他和王丹很熟。。。因此从这以后，我就自觉把他当作我们和北高联的联系渠道，同时也尊重他的意见和地位。

   天黑以前，我们学校大队人马就离开了广场，但我和另外一个小同学觉得很不情愿，就偷偷离队留了下来。。。我们还互相勉励说“今晚可能是事关中国前途的一个夜晚，我们应该做历史的见证人”----但我们已经无处可去。。。正在此时，突然有人在广场四处召集纠察队员，我们就自愿加入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纠察队。我们手牵手跑来跑去，慢慢地，我们两个也分开了。。后来我和其他一些主要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同学们固定驻守在广场东北角，面向历史博物馆和长安街的那一边，是最外层的纠察线。

   这以后整个“5.19”之夜，我终生难忘。我只复述几个片断---

   。。。天黑了，几个人突然来到我们这里，嘶哑着声音念了一份稿子，说“告诉你们一个令人悲愤的消息，我们敬爱的总书记赵紫阳已经被罢免！”

   。。。天安门上的大喇叭突然开始一遍遍播放李鹏杨尚昆的讲话，而从第二遍开始，纪念碑上就传来激昂宣誓的声音“头可短、血可流、广场不能丢！”（大意）---与此同时，我整夜都看到许多学校的队伍又纷纷从驻地拉回广场。

   。。。纠察队的一个头头召集我们蹲下来开会，说“军队肯定要来，来了冲就尽量顶住，实在顶不住就首先保护女同学”。。。那个时候，我们都在脑海中设想了一下军人拿着大棒甚至刺刀强行冲击的场面

   。。。深夜，我和周围的互不相识同学互相开着玩笑，说“等了一夜，狗日的怎么还不来？”

   。。。最令人感动的是凌晨时分，突然有一个年轻市民来到我们纠察线前，用颤抖的声音大声说：“人民！人民在用身体阻挡军车、保护你们！！”。。。这以后我们又听到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故事，如老太太躺在军车前阻挡军车。。。

   。。。天亮了，我懂得全身发抖，几乎要支撑不住，但还在纠察线上站岗，后来有人给我一条破烂不堪的棉絮，我裹了很久，直到太阳老高，才觉得不再发冷。

   ---就这样，本来完全可能提前成为“流血之夜”的5。19之夜，就这么在北京城老百姓出乎意料的奋不顾身阻拦军车中平安过去了。（今天居然还不断有人说什么中国老百姓没有起码的政治觉悟！”----早晨在目睹了头上武装直升机低飞示威，广场上万面红旗一起迎机挥舞的永生难忘场面之后，我离开了难忘的对外经贸大学素不相识的同学们，回到了早晨在匆匆回到广场（很远）的我校队伍中。。。

   我一回学校队伍，就发现几乎无人组织，非常混乱，就开始着手负责组织协调。正好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同学带了我们在原省市募捐的数千元捐款到北京，什么人也不认识，只知道我是本校学潮的组织者之一，就把钱交给了我。。。我这人很谨慎，懂得钱这种东西最好自己别沾，就临时找了一位当时很配合我工作的同学，把钱全交给他，并嘱咐由他一人管账，负责买食品（领食品太麻烦，而且有时领不到）什么的。。。同时我还组织了纠察队负责维持秩序。。。就这么财权、军权一把抓，广场上我们这一块的组织工作就由我来负总责了，一直到我29日走。

   我在广场这整整10天，同广场高层指挥的联系除了听喇叭，就全都是通过“传话”方式进行的---而传话的人既有那位“北高联常委”，也有别的一些听到什么的同学。开会我自己开过两次，没什么用，其他的会我就让别人去参加，从反馈的情况看，也没什么新东西。。。这期间我们还参加了一次游行，就是“全球华人大游行”那次，但那个时候人气已经不足，街上热情的老百姓少了一大半（当时就知道这是中共利用单位居委会什么的恐吓威胁的结果）。

   其实，我觉得5。19-5。20刚宣布戒严那两天，倒不是没有可能实现胡平先生“见坏就上”主张的----因为那个时候军队没开进来，完全出乎中共高层意料，一时手足无措。而广场上聚集了10-20万人，满北京城支持的民众更多。。。这个时候，如果效仿南斯拉夫人民革命，立即动员学生市民占据人大会堂、报社电台电视台、冲击中南海。。。倒也不是不可能绝处逢生的---但这不过是一个设想，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学生思想上还没有做好从向政府请愿到推翻政府的准备工作，这样的决议也很可能根本通不过（封从德你可以回忆回忆当时有没有这样的讨论）。

   不过，当时广场喇叭和宣传车，已经在传播“八老组成伪政府、外交部、上海市宣布独立”这样激烈的消息（其实是谣言）了，说明学生市民心理上已经可以接受类似的宣传煽动----在这种情况下，动员学生市民采取进一步革命行动，是完全可能的。而当时军队根本没有做好实弹镇压的准备，甚至后勤没跟上、弹药没有发放，如果学生市民动员百万人全面接管北京市，还是有可能造成南斯拉夫那样政变局面的---这也就是胡平所说“见坏就上”的时机了。

   过了5。19-5。23这个阶段，等中共开始重新准备、同时加强传统的基层控制，六四就已经注定失败---这个时候，只有撤出广场是最佳决策。但我并不认为你们学生领袖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一定不可能说服全体学生，我对柴玲的意见，不是她偏激（这个时候，不撤就是偏激），而是觉得她对记者说的那段话实在太不妥了,而且我不能原谅她出国后的行为。

   回想整个六四阶段，大的关键点也就那么几个---

   4。27不理社论坚持游行是第一个，六四的本钱就靠这个积累---4。27使得中共86年镇压学潮的“吓唬”方式不再奏效、也开了人民直接面对面对抗“中央决定”的先河。4。27学生的成功，使得中共短期内束手无策，改革派趁机进言（主要理由是学生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标语，可见口号灵活的重要性），邓小平这才动了让改革派尝试安抚学生的念头。

   5。12（？）绝食则是另一个关键点----绝食这种极端的形式本身，使得学生和中共的对抗迅速升级、并陷入僵局，直接导致无法劝说学生离开广场的赵紫阳派系全军覆没。所以说，六四期间的绝食本身是一大策略性失误----同后期学生领袖即使有心也无法动员学生撤出广场不同，绝食活动却是少数学生领袖自作主张、坚持己见的结果，因此，绝食的积极推动者，应该对六四的失败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5。20是第三个关键点----这个时候，赵紫阳改革派已被清算、但党内工作还没做好（效忠电明显有先后），而民间力量却由于成功阻拦了军车空前壮大。。。同4。27一样，这个时候的中共再次因低估人民力量勇气而措手不及----实弹镇压的决心还没下、准备还远没有做好。。。同时学生市民人数众多。在这种情况下，“见坏就上”、变学运为革命、控制北京政府机关、宣传机构、利用中共各地党政机关的迷惘观望，一举颠覆中共政权，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当然实事求是，当时也几乎不可能走到这一步，虽然我当时很希望看到这种场面）----顺便说一下：5。20广场的人气要比六三当晚强多了，假如六三六四广场也能聚这么多人，中共是否还敢镇压？会否担心天明解决不了问题？？----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空校”主张最对中共胃口的原因。

   过了这三个关键点，六四几乎已经注定失败，区别在于损失大小罢了，因此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这个阶段，忍辱撤离广场、不让民主力量大伤元气，现在看来对过后十年中国民主进程最有利。。。但撤离的决心却不一定下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