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不寐思想论坛”上杨支柱先生对王怡先生的强烈批驳，很是吓了一跳：）

   在我的潜意识中，好像不得不在大陆论坛小心发言的大陆网坛朋友，如王怡、任不寐、杜导斌、杨支柱等等，都似乎比我们这些在海外自由散漫惯了的网人要谦谦君子得多的。今天看到因为几乎最早关注刘荻而一直受到我尊敬的杨支柱先生突然对王怡动了真怒，惊讶之余，也不免有些幸灾乐祸---感情你们各位也都同老安我一样，不免性情中人呀！

   不过客观说来，杨支柱先生这样狠批王怡，实在是没有道理----虽然我对杨先生的愤怒还是多少能够理解的，因为杨支柱先生明显为这次签名活动操了不少心，自己的心血嘛，平时的朋友不配合也就罢了，居然还出来公开拆台，十个人中九个人接受不了----安魂曲，王怡注定在劫难逃。：）

   但也正因为杨先生的这种激烈反应，才不由得我不更加钦佩王怡先生的坦荡----我以前是不大喜欢王怡这种有“老好人”“脾气好”名声的人的，因为觉得中国文化之下，这种太会做人的人要么伪善，要么圆滑。德高望重如XX先生，自己也承认因碍不过多次邀请的面子，勉强在自己并不完全认同的签名信上签过字。。。可见中国文化根深蒂固、人情面子最难却。安魂曲这么不在乎人际关系的“愣头青”，对朋友的邀请也一般不方便“说不”，更不要说象王怡那样公开对大多数朋友“说不”了----也正因为如此，王怡今天公开拒绝并批评杨支柱、东海一枭他们发起的签名活动这件事本身，就让我以前对他的“老好人”误解一扫而光。我无疑更欣赏一个坚持原则而不是沽名钓誉的王怡。

   撇开这一点不谈，就事论事，杨支柱先生对王怡的反驳也实在是根本没理解王怡先生这次公开批评的深刻用意。杨先生可能真地把王怡的意思给想歪了----但王怡又不是脾气不好、自由散漫、随便伤人的安魂曲，这么郑重其事给大家泼冷水，本身一定是想表达他自己认为很重要的某种思想。

   ----可惜在表达自己思想时，王怡先生写文章有时候啰嗦、线索分散、主题不够强调的毛病又犯了，结果不要说杨支柱东海一枭，就连看第一眼就为王文大声叫好的安魂曲也需要再读第二遍才能悟出更多的深意（我昨天写的那篇叫好帖子，只联系了实际，却没为王怡的反思叫好）。

   其实，王怡先生这篇文章中隐含了一条主线：这就是对中国民间知识分子民主化运动的战略性反思，具体而言，就是：因为我们不得不“以小博大”，所以我们在具体战术上必须“以大博小”。

   听君一言，豁然开朗！王怡先生这样的“大”“小”说法，也不谋而合地可以作为我本人自从六四以来直到最近几次民间活动所作反思的画龙点睛形象总结。

   正因为中国民间力量相比专制政权及其社会惯性，力量实在是太小太小了，所以每一次的民间争取民主活动才必须特别小心谋划，集中力量攻其一点，尽量提高成功率，或至少产生比较好的长期效果。。。这样一次次积累下来，弱小的中国民间力量，才有可能同当年“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中共一样，在总体对己不利的环境中积小胜为大胜。

   ----反之，假如中国的民间知识分子不能对“以大博小”的战术给予深刻的理解和配合，那么可以预料的结果就是：民间一次次争取民主的活动因敌强我弱而屡战屡败，最终资源耗散（王怡信中明确提到的说法）、信心受挫，显然也就不可能有所积累、有所成效。

   举点具体的例子：最近大家一看网上签名活动被成功发动了几次，就开始习以为常，经常策划发起这类活动（甚至为了同一件事情而各自组织签名、分散力量）。。。如此下去，必然会越来越了无新意、越来越引起参加者疲倦、旁观者厌烦、政府轻视。。。最终使得那些本来可能产生更佳效果的重要签名活动也根本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这种情况就属于民间资源的耗散。

   民间资源的耗散，更严重的一方面还在于对支持者信心的挫伤之上----好比最近的关注刘荻签名活动，现在看来不仅没有促成刘荻等人的尽快释放，反而又似乎配上了蔡陆军等更多的网友，这就不免让普通参与者灰心丧气，开始怀疑这样的声援活动是否真的具有实际作用（普通的参与者更看重效果而不是宣传）、甚至是否反会“好心办坏事”了。。。这样无效的活动多来几次，我们本来可以动员起来的民间人力资源也就只能慢慢被耗完，最终仅剩下一些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的“坚定分子”，有骨无肉了。

   所以，虽然王怡先生提到“以大博小”，“有没有实际效果,都是一个公共空间的良性而稳当的积累”，但无疑他本人也同我一样，对类似援救刘荻签名活动最终反而牺牲更多网友这样的结果痛心疾首---因为这不仅谈不上任何实际效果，甚至因其最后的“恶性互动”（政府抓人、参与者恐惧失望），而谈不上任何起码的良性积累（甚至连勇气这一相当重要的资源都会被打消不少）。

   换言之，为什么要“以大博小”？就是因为那样成功率高、而且负效果少----我在第二次关注刘荻签名活动发起阶段提出“救人第一”战略主张，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假如关注刘荻的民间活动最终根本对“救人”产生了任何的负效果，那么好不容易凝聚了空前民间力量的这次典型“以大博小”（我当时并没有总结出“以大博小”这一点，但直觉就觉得关注刘荻活动“有戏”）活动也就只可能重复“以小博大”的传统悲壮结局了。

   当然追究某次民间活动最后“恶性互动”结果的责任目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本来可以避免具体操作犯错的情况下犯了错，自觉不自觉把王怡先生从一开始起就给予了最有力支持的“以大博小”、集中力量援救刘荻活动变成了一场“以小博大”的政治宣传秀；而失误的根本原因就是批评者（包括本人和民版许多网友）因人情世故不敢公开大声批评；被批评者（如杜导斌等）则因“讨厌拆台”心态在作怪象今天的杨支柱一样对批评意见给予了本能的反感甚至是恶语的反唇相讥----也许正是因为王怡对最近的一系列民间活动进行了系统反思，所以他这次才觉得非有必要公开批评不能“以大博小”的活动策划、无以挽回民间活动可能受到的损失吧！

   ----谈到这里，杨支柱先生也就根本没必要对王怡所强调的“一个毫无风险的群起而签之的呼吁,只能令人轻视.说得越激昂就越令人轻视”这一句狠话耿耿于怀，对王怡先生个人出言讥讽了----因为王怡这段话，显然不含任何质疑杨支柱、东海一枭这些他熟悉而且尊重的发起人朋友道义优势的意思；而是设身处地地站在普通旁观者（！）的视角看问题，试图暗示杨支柱和东海一枭他们：“一个毫无风险的时髦签名活动，由于其道德感召力的先天稀缺，旁人是很难给予充分尊重和支持的，最后的效果能好么？”

   同样，王怡所谓“即使是在非典这种公共危机下.我也觉得这个所谓群体安危的名义有虚拟和夸张的成分”这样的说法，与其说表达了他本人的一种看法，还不如说他同样设身处地传达了普通人可能会对这类时髦签名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夸张作秀成分产生的反感和抵触。

   ----总之，在普通人看来时髦作秀（不管这是不是发起人自己的本意）味道太浓、而同时又几乎不需要什么道德勇气的民间活动，注定是不可能“以大博小”的、既不可能充分调动民间的支持力量，最后也只会进一步损耗来之不易的民间资源。

   何况，在这个世界上，自己不付出任何风险，却企图利用民间活动出风头、做政治秀的文人政客从来就并不少----就好比我在批评杜导斌他们第二次关注刘荻签名活动时所说的那样：海外敏感政治人物或者国内一些相对安全的名人列名发起人，本身对他们来说毫无任何起码的政治风险，只会带来名誉上的收益。。。如此发起人，即使一大串名字摆在那里（这本身就俗不可耐），又怎么能起到发起人本来应该承担的“我为天下先、大家跟我来”的道义感召作用呢？

   ----谈到风险问题，我觉得杨支柱先生你真的不该反唇相讥王怡给你们写公开信的“毫无风险”----因为很明显王怡批评的是大规模民间政治活动，而并不是他这样的一般性个人发言。其实王怡先生的个人担待勇气我最有发言权----第一次签名活动开始征集签名后，他主动帮我们在国内几个著名论坛作了宣传（大家应该都记得吧），这才引发让我们始料不及的国内网友签名潮。。。这样的行为难道不对他个人意味着相当的风险吗（我当时根本不敢详细讲王怡的贡献，后来写信他不回，我还疑神疑鬼怕他受了警告）？----而在那次签名活动中，王怡自己根本没有列名发起人，也根本没有任何同他作用相称的宣传个人机会。王怡先生自己这么做了，所以他今天才能够理直气壮批评其他人矫情作秀（不一定指杨支柱东海一枭他们，更可能是在批评一些政治人物）而毫无实际担待。

   其实，伴随最近大陆SARS防治运动所展开的一些民间签名活动，很明显声势反映要比两次关注刘荻签名活动差得多（第一次关注刘荻签名活动策源地----北美罕见论坛上目前正在进行的“祖国在危急中”签名活动，两天了居然只征集到几个本坛网友签名，气氛相当惨淡）。。。对事关每个中国人幸福安全的SARS防治呼吁，却不能再度凝聚起当初呼吁关注刘荻那么巨大的人气，这本身就反映了此刻这类向政府进行政策性呼吁，诉求大而无当、而且更加不能统一思想（相比之下，广东朋友最早的签名信列出的一些要求还比较具体），明显违反民间活动“以大博小”战略原则所面临的尴尬了。

   当然一般来讲，为了民间活动的整体形象，对其他一些民间人士执意进行的民间活动也不是非公开批评不可的，事后大家一起反思、接受经验教训就行了----但这次有关防治SARS的签名活动则还存在另外一种更大的危险性：“这就是胡温与民间的互动已有成效。。。这时候整体性的批评和“危急之中“的呼吁也许反而会加剧未知的风险”---考虑到这种可能被保守顽固派利用，给中国政治前途以及疫情防治工作本身带来更多潜在风险的可怕前景，王怡这次站出来公开拒绝并批评杨支柱东海一枭的签名活动（我在海外也公开反对了类似的活动，仅同意在温克坚那份广东朋友的公开信上签名），本身不仅是勇敢坦诚的、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附杨支柱在“不寐思想论坛”的发言：

   王怡说：“想从宏观上对危机的强调来聚会人气,把方向推向制度,我觉得是很危险的.”王怡又说：“一份没有丝毫风险的签名,就不具有丝毫的道义资源.”这叫理性的思考么？难道王怡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图书馆擦桌子、扫地的人官职比张文康还大，做了对国家有危险的事情而自己居然没有丝毫风险？ 　　王怡在这个帖子里以孙志刚案为例要求我们关心个案的公正、个人的命运。这是不错的，杨某在学而思论坛上一直就建议网友们从个案入手以小见大。但是我们关于萨斯问题的联名呼吁就不关乎个人的生命么，萨斯问题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只是被萨斯夺去生命的人没有孙志刚出名而已。 还有，关心个案的公正、个人的命运与对制度建设的思考、呼吁难道是矛盾的么？我并不认为是矛盾的，只有王怡这种人才认为是矛盾的。但是就是这同一个王怡，我们发现他不时谈论比萨斯瘟疫更宏观、更不个案的问题，例如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之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么？ 　　王怡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止一次，例如前不久的英美联军倒萨战争，王怡开始的时候是倾向反战的，甚至说我们拥护倒萨的人没良心，后来他又摇身一变成了挺美倒萨的代表人物了。 　　至于这种不受地界影响的病毒的肆虐为什么应该由中央财政来负担费用，建议王怡先学一点经济学常识再来谈。 　　最后，到底是王怡的这个声明没有风险还是我们的公开信没有风险，即使撇开联名公开信在中国的敏感性本身，仅仅就两个文本做一比较，网友自可做出自己的判断。 　　王怡说：“一个毫无风险的群起而签之的呼吁,只能令人轻视.说得越激昂就越令人轻视.”这个话应该用到他自己身上，只需要把“一个毫无风险的群起而签之的呼吁”改成“一个毫无风险的对联名公开信的毁谤”就可以了。 　　 附：关于"抗拒非典签名信"的一份通信 **师友: 我的意见和学勤\友渔两位先生差不多.我曾给支柱回信,一开始就没有参加他和秦先生起草的那个签名.后来看到有一个王怡(河北)的,不知是谁.我个人签名的两个原则一是诉诸个案,因为第一,这种关注的效果更容易为我的判断力所把握,第二,从个案向制度的演进是最踏实的一种演进.而一个惊恐和受挫的社会不是真正重大变革能够扎根的地方，想从宏观上对危机的强调来聚会人气,把方向推向制度,我觉得是很危险的.第三,不要高估知识分子的力量.以我们的力量来推动宏观上的要求和献策,策略上说是以小博大,有没有实际效果当然并不重要,但带来的也许并不是无形资源的积累,而是耗散.以我们的力量来集中关注像孙志刚那样的个案,则是以大博小.有没有实际效果,都是一个公共空间的良性而稳当的积累. 另外我个人的思想性情使我关注个体永远优先于一个群体,即使是在非典这种公共危机下.我也觉得这个所谓群体安危的名义有虚拟和夸张的成分.因为我的判断和两位先生一样,不认为事态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地步,没有到足以使我改变这个原则直接在宏大的话题和群体的名义下发言.当然事态发展到的确危急则另当别论. 我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担当风险.风险既是参加者的一种自觉担当,这是旁人不能置评的.但风险也意味着一种道义资源.一份没有丝毫风险的签名,就不具有丝毫的道义资源.这是正比关系.尤其是离开个案而直接诉诸宏大主题的时候,更必须要有这种对风险的担当才能使一个宏大的呼吁具有道义的优势和对一个公共空间的塑造力.我个人的看法也许偏激些,一个毫无风险的群起而签之的呼吁,只能令人轻视.说得越激昂就越令人轻视. 具体到内容,我也有很大的不同意见.比如说必须由中央财政负担一切费用,为什么要必须由中央财政负担?是希望利用这一机会让中央财政危机早点彻底爆发吗?怎么看待地方政府和中央在财政上的关系,非典如果真的大规模扩展了,这也将是一个复杂的财政危机问题.我认为在事后,如果能够证明政府的信息欺瞒对某个具体非典病人的患病甚至死亡有直接关系,因而通过诉讼追究政府的赔偿责任,那将是一个能够对宪政转型具有极大意义的一个案件,我会愿意为推动这样的事件作出个人的努力.但现在,我不认为政府有这个责任负担全部的医药费.我不认为他有这个责任是因为我首先不认为这是他权力范围的事.公开信的很多建议和对政府责任的批评和要求,实际上是自己甘愿将政府摆在了一个全能政府的地位,你严厉的要求它负上很多的责任,也就是大方的授予他无限的权力.表面上看是对政府很苛刻,其实还是崇拜政府的伟力.这一点是很可悲的.政府该做什么?如果我们持之以恒的坚决要求政府不撒谎,这其实就足够了.顺便说,从策略上讲也需要我们的呼吁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我也很不喜欢公开信的面面俱到. 如何解决一个社会危机,如果需要呼吁的话,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就是去呼吁民间和个人发挥比政府更重要的作用,成为抗拒非典的主要力量.警告政府不要成为这种民间力量的阻碍.这才是真正的进步方向.回到财政负担的话题上,我认为政府追加预算只能用在医疗条件和科研经费上.医药费和平常一样,应通过个人负担\保险\统筹和呼吁社会慈善来分担.政府充其量只需要求医院不能拒绝无钱病人,或采取财政先行垫付或以政府名义作出连带责任担保,或承诺对确无力支付的病人将予以减免就可以了.而这主要也应由地方政府来负担,因为这是地方政府在未来宪政关系中理应明确的责权范围.中央连带责任即可.要求中央负担所有医药费,这个要求我个人认为很荒唐.本质上是在膜拜中央政府. 现在七常委都已露面,说明胡温与民间的互动已有成效,政治斗争的高风险暂时看不出来.这时候整体性的批评和"危急之中"的呼吁也许反而会加剧未知的风险.退一步,诉之于一些技术性的和个人化的利益关注也许更好.比如我对隔离人群等措施的扩大化就很反感和担心.如果疫情真的不能控制,这种趋势会加剧,相比于疫情本身的问题(如朱先生说那非我们的专长),我现在更关心这个. 王怡 宪政论衡 2003.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