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魂曲文集：试解六四最大谜团：邓小平一定要血腥镇压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当时我本人在北京，亲眼看到5月23日也就是戒严3日以后，随着中共对企事业单位、街道控制的重新加强，北京市民对学生的支持已经逐渐弱化到了断绝的边缘！记得5月28日（?）为了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广场学生又绕北京城中心搞了一次规模不算小的游行，就是在那次游行时，我们发现街道两侧的群众已经不再热情声援我们了！不要说捐款和送水，就连跟着喊口号的都没剩下几个人；更可怕的是，他们看我们游行队伍的眼光都不再热情，而开始变得复杂。那时，到广场上给学生送水送饭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从川流不息到了一天只能看见几回。。。

　　为此，我们当时还向北京市民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中共已经通过单位、街道警告群众不得再支持学生；而老百姓本来就胆小，当时已基本对政府让步不抱太大希望，又看到学生实在也闹不出什么来，明白了学生其实斗不过政府，自然支持学生的热情尤其是胆量就大不如前！

　　其实，当时不要说群众，就连广场上学生的热情也在大大减退！到5月底，广场上平时只留下万余名（？）学生，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是外地大学生，北京本地学生不少已经回校甚至干脆回了家（可能是中共的有心布置，当时出现一种动员学生“空校”的事后看来自毁长城、愚蠢无比的主张）。5月28日香港中文大学一些同学带来帐篷后，他们更提出为了整顿广场次序、改善广场形象，需要各学校减少广场留守人数（顺便说一句：香港人动员学生减少广场人数是我亲历的事情，因此网上有人指责香港人拿帐篷是为了鼓动学生长期呆下去与政府流血对抗肯定是不对的！），这样一来很多外地高校又自觉“遣返”了一批学生。到5月底时，广场上很多外地高校学生都乘那时的“免费快车”（只需要在学生证上盖个小戳就可以上火车）返回各地，广场上不少外地学校甚至一人未留（因为各地高自联等学生组织其实都在动员学生减员），连校旗都要委托别的学校留守人员代打！

　　所以，以一个亲历人的眼光和判断，我完全同意芦迪先生认为“政府什么都不做，耗也能把学生耗死”的结论。其实当时我们学生自己也认识到了我们可能“耗光”这一必然前景，因此普遍都比较悲观无奈！

　　二、学生为什么选择坚持

　　那么，为什么在当时这种极端不利情况下学生还要选择呆在广场不撤呢？！

　　我很奇怪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学生“不撤”的原因要么归结为柴玲一类“鹰派”“为怕秋后算账只好把事情搞大”所做的强硬留守选择，要么归结为党内保守派等政治势力对学生情绪的不断煽动和刺激；却独独忘记了：当时广场学生之所以选择继续坚持，完全是因为他们心理对很快就要在6月20日召开的讨论戒严问题的人大常委会还抱有一线希望！如果没有这个希望，我想，学生恐怕早就撤退了，因为即使柴玲那样的“鹰派”也很难说服学生无限期耗下去！而有了这个会议情况则完全不同，相信世界上每个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在类似情况下都会做出用行动来影响重要会议的选择的吧！因此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学生当时做出的留守到6月20日的决策在当时情况看来并不能算是完全毫无理性的行为，反而不失为一种政治策略和“政治台阶”；当然这种选择的结果是悲惨的，但我们不能用“成王败寇”的逻辑来批评20出头的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年轻人不是？

　　其实，当时广场上的学生确实早有了坚持到6月20日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召开之后就全部撤退这样一个广泛共识！我仍然很清楚当时学生的普遍心态：“对人大常委会抱有的希望不过“一线”而已，即使将来结果不能达到我们的期望，我们也不可能继续闹下去，但无论如何坚持到6月20日本身也不失一个好的可下的台阶。。。”----正是因为这样的留守共识早在5月底以前就已经经由高自联讨论通过并广泛传播给广场上的全体学生，因此当时各校学生才纷纷自觉做出“大旗不倒、人员减少”的选择；反正6月20日前再从各校补充点有生力量“配合”人大讨论也不迟。。不管怎样，当时广场学生的“留守”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无限期耗下去”，而是有着相当明确的期限。

　　讨论到这里应当很清楚了，芦迪先生为当时政府指出的“中策”在当时情况下其实最顺理成章！政府只要让学生“耗”到6月20日，然后操纵人大通过一个支持戒严的决议案“以绝”学生之“秦愿”不就可以让万念俱灰的学生灰溜溜倒旗回家，然后接受政府完全合法的“秋后算账”了吗？！

　　三、下重手血腥镇压之迷

　　事实上，当时国内国外很多人、无论知识分子还是老百姓，正是这样估计学潮下一步的发展的，因此6月3日北京局势突然恶化，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不可思议！大家都很奇怪政府为什么放着明显的良策不用，偏偏要激化矛盾、流血镇压呢？！

　　这其实是一个千古之迷！不解开这个迷，我们就永远不能理解究竟是什么刺激了邓小平让他非采取极端措施不可，我们对“学潮导致流血”的反思也就只能停留在表面上，永远不可能深入到政治的黑暗和历史真实！

　　记得6月4日军队开枪之后，我一个不太熟悉，但很有些背景的朋友马上带给我几句话，其中第一条就是“收买人大常委不成功（因此要杀人制造白色恐怖）。。。”！

　　换句话说，这位朋友指出了：六四邓小平下令一定要血腥镇压的关键其实并不在“学生娃子”能“耗”还是不能“耗”下去，“耗”又能“耗”出点什么之上！邓小平、李鹏他们其实从来就没有把学生的能量放在眼里，他们真正害怕的，也正是学生们尚寄有最后一线希望的原定6月20日就要召开的那个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

　　现在有很多史料可以证明：当时那次会议前的5月21日，人大常委胡绩伟已经至少征集到57位常委的支持，提请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学潮问题，并提出了罢免李鹏、检讨戒严合法性等议题！（见89年5月25日香港文汇报）要知道，这么多的人大常委，其实早就超过了提出议案的法定人数；据王军涛先生意见，这甚至已经达到做出决定所需的法定人数！因此，虽然“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可能不方便召开，但至少在6月20日的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这一法定会议上，多位人大常委提出检讨戒严合法性、罢免李鹏等议案的情况其实已经无可避免！甚至，这些议案得到通过的可能性都切实存在！

　　要知道，人大可是中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啊，一旦上述情况发生，中共和李鹏政府宣布戒严压制学潮的合法行将根本被推翻！这种情况邓小平、李鹏敢任其发生吗？！我要是邓小平，让学生继续“耗下去”可以，但不能“搞定”人大常委会那可是要命的危险啊！

　　四、收买人大常委失败的旁证

　　当然，要“搞定”人大常委会，不一定非要采取血腥镇压这样“杀鸡给猴看”的极端方式不可，最容易想到的无非中共对付知识分子传统的“威逼利诱”四个字，问题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共的这一手究竟收效如何呢？？？

　　我手头就摆着一本90年6月由共青团北京市委编写并正式出版的“70天大事记”，其中同人大有关的关键事实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5月10日下午，万里主持召开委员长会议，决定6月20日左右召开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6月20日会议的来由和议题）

　　5月18日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叶笃正等12位人大常委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党中央立即召开各党派（！）领导人会议，建议从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可以看出不少民主党派人大常委不仅同情学生，而且已经开始要求真正同共产党“共商国是”了）

　　5月21日胡启立找正在请病假的赵紫阳商定：发电报要万里中止在美国的访问，提前回国。（已经失势的改革派同样把人大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

　　5月21日曹思源口授起草了“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征集全国人大常委签名的短信，派人送到常委胡绩伟家，胡第一个签名。。。最后“拼凑”了一个57人的名单”（57人名单第一次出现，根据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懦弱表现，在这57人之外一定还有很多不敢签名，但同情学生的常委）

　　5月23日下午，万里委员长“因健康原因”，提前结束访美回国，在上海接受治疗。（其实是邓小平授意江泽民在机场阻拦万里，可见邓小平他们多么害怕人大的作用）

　　5月24日下午，四通研究所将“提议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签名信送交人大常委会。（57人名单第二次确认）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刊登了四通研究所提供的签名信和57人名单，并报道“议程包括罢免李鹏”（57人名单第三次确认并见诸海外传媒）

　　5月26日下午，彭真邀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座谈，强调以事实为根据，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来统一思想。（这条消息很奇怪，彭真为什么对学潮、戒严“大是大非”如此“语焉不详”？！莫非其本人态度有保留？当然这纯属猜测，彭真出马可以理解成为中共在为拉拢人大中民主党派而努力，但效果究竟如何请往下看）

　　5月27日万里发表书面讲话，拥护戒严（万里好像靠不住了，但人大常委仍然没有屈服，请往下看）

　　5月27日下午，全国政协举行主席会议，一致拥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果断措施。。。（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中共为什么不同时同样炮制一个什么“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来表态支持戒严呢？很显然，召开这样的会议不是中共不愿为，而是不能为也！别说朱学范那样的副委员长不一定驯服，就连万里也不买账）

　　5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就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表态拥护制止动乱决策。（注意，已经过了人大常委签名信公开发表后第5天、学潮力量渐散的5月29日，中共还无法让人大常委会表态支持戒严，只好弄出个什么“党组”来代为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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